時間:2025-05-13 16:45:19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蔡義鴻
【導語】?十二年前,蔡義鴻先生寫下《中國的城鎮化不容胡來》時,深圳南山科技園尚在推土機的轟鳴中奠基;十二年后,這里的騎手用電子居住證掃描膠囊公寓的二維碼,卻收到系統冰冷的提示:“社保積分不足,請延長參保年限以激活居住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7.00%,但戶籍城鎮化率仍滯后約18個百分點。2.6億流動人口的生存圖景被切割成兩半——他們用平臺接單數據兌換社保權益,用宅基地流轉收益支付城市房租,用志愿服務時長置換入學積分。當“人的城鎮化”讓位于“算法的城鎮化”,我們終于發現:技術迭代的速度,永遠追不上制度慣性的黏度。
?一、概念迭代:從“名詞大戰”到“數字身份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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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批判的“城鎮化與城市化概念之爭”,在2024年已演變為“數字市民身份認證權爭奪戰”:
●?杭州余杭區區塊鏈居住證系統遭撞庫攻擊?,1278份電子憑證被盜刷,暴露出政務系統“重技術包裝、輕安全基建”的痼疾;
●?中國社科院學者直言?:“從爭奪‘城鎮化’話語權到炒作‘元宇宙戶籍’,某些地方政府的創新清單里只剩下造詞術”。
●進步亦有之:國務院《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明確叫?!罢呙~套利”,將“農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納入省級政府考核指標——這或許預示著,制度創新的重心正從“頂層設計修辭”轉向“基層執行刻度”。
?二、土地財政:數字化外衣下的路徑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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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擔憂的土地財政困局,如今裹上了“虛擬空間產權”的新包裝:
●?中部某省會城市拍賣元宇宙“虛擬住宅用地”?,承諾“數字業主可享實體學區房搖號加權”;
●?成渝農村產權交易所試點宅基地權益數字化憑證?,農民憑此兌換購房優惠券。
●荒誕背后是未變的現實邏輯:財政部數據顯示,2024年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仍達37.6%,僅較2013年下降5個百分點。
當“元宇宙賣地”成為傳統土地財政的數字化續命術,我們不得不承認:技術可以重構交易場景,卻解不開利益分配的舊結。
?三、半城市化陷阱:算法牢籠與新工農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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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痛心的“半城市化”群體,正在成為算法系統中的新型變量:
●?成都試點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機制?,外賣騎手月均接單量超出法定工時2.3倍,訂單數據替代勞動合同成為權益憑證;
●?杭州曝光23起入學積分造假事件?,技術手段破解“教育平權”規則,反證制度設計的脆弱性;
●?《中國流動人口社會保障發展報告》顯示?,靈活就業群體醫保參保率約74%,個人賬戶年均結余不足300元——這僅相當于北京協和醫院普通門診三次掛號費之和。
當“數字化生存”成為制度的代償方案,2.6億流動人口被迫在平臺算法與政策縫隙間輾轉騰挪——他們的每一次點擊、每一單履約、每一筆數字積分,都在重構新時代的“工農剪刀差”。
?四、治理異化:環保主義的行為藝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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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及的“市長下河”承諾,正淪為技術時代的黑色幽默:
●?北方某市上線“污染河道沉浸體驗館”?,市民支付199元即可兌換“治污貢獻值”抵扣個人環保罰單;
●?廣東省綠碳公益發展中心發行“低碳行為數字證書”?,因涉嫌金融化操作被監管部門約談;
●?《2023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華北平原地下水超采區居民年均消耗瓶裝水0.95噸——當清潔水源成為商品,環保主義的儀式感終究掩蓋不了資源分配的結構性矛盾。
?【致原文作者】?
蔡義鴻先生:
十二年前您疾呼“城鎮化不容胡來”時,或許未曾設想“胡來”會進化出如此精巧的數字化變體——當區塊鏈存證替代不了戶口本上的鮮紅印章,當元宇宙市民廣場驅散不了城中村的潮濕霉味,我們不得不直面一個冰冷的現實:制度變革的復雜度,永遠超過技術迭代的想象力。
但請允許呈現三縷裂痕中的微光:
●?Z世代的算法游擊戰?:95后建筑工人開發“電子監理”程序,用代碼戳破工程款拖欠的謊言;
●?區域協同的破冰實驗?:長三角實現醫保繳費年限跨省累計,蘇州騎手在上海醫院刷碼結算;
●?公民行動的黑色幽默?:某地“學籍共享倉”被取締后,家長用短視頻平臺發起#萬人拼單一個學位#,倒逼地方政府緊急追加教育供給。
正如您在文末警示的“城鎮化經不起折騰”——但當算法成為新式折騰工具時,那些試圖在系統后臺給自己“留后門”的普通人,或許正在寫下制度創新的草根注腳。
【原文】中國的城鎮化不容胡來
刊發于《城市化》雜志2013年第2、3期合刊
從十八大報告,到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到剛剛閉幕的兩會,中央決策層已經很科學、系統地闡述了城鎮化作為我國今后一個時期的國家戰略。
城鎮化(城市化)成為國家戰略既是筆者所期盼的,更是中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所必須的,因此,城鎮化自然也就成為十八大之后媒體和兩會熱議的話題,各行業、各領域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們各抒己見,盡管有很多很好的意見與觀點,但也不乏雷人的觀點與胡來的做派,筆者聞之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一是無聊的“城鎮化”與“城市化”概念之爭。有的還為此專門召開研討會,實在是無聊至極,從語源學說,無論城市化、城鎮化或都市化,都不是本土產品,都是 urbanization 一詞的中譯。正如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宋俊嶺直言:“城鎮化與城市化概念的首次激烈爭論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二十五年過去了,同樣的話題,同樣的水平,還在爭……怎么得了?怎么得了!”筆者以為,大家把精力花在這無聊的爭議和所謂的學術研討上,不如多花點時間去為農民工、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們做點實事。
二是以人為本務虛的多務實的少。雖然以人為本的城市化已經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但處于“半城市化”的2.6億農民工兄弟們所面對的孩子上學難、看病難、春運買票難、工資被拖欠等問題卻長期存在。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直言:“我并未看到有什么更有效的解決方式,遺留下來的問題越來越多,這是個隱患?!边@或許正是我們諸多市(縣)長們熱衷修建大廣場和寬馬路的必然結果吧,“以人為本”只是這些人掛在嘴上說說而已。
三是土地財政成土地制度改革阻力。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根據地開展以“依靠貧下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為路線的第一次土地革命;1941年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第二次土地革命;1947年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沒收地主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為第三次土地革命。如今,我國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需要土地,有的政府以地生財、巧取豪奪就成為了常見的模式。只不過,近來隨著房價的飆升,土地的爭奪已經變得越來越瘋狂,令人憂心。
四是先污染后治理還有市場。廣東省環境保護廳副廳長陳光榮說得好:“下河游泳的不僅是環保局長,還有咱們的市(縣)長,不僅是市(縣)長,還有‘一把手’之稱的市(縣)委書記。如果這些官員都能下河游泳了、都敢下河游泳了,相信當地的環境治理一定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這僅僅是一些地方經濟發展過熱的真實寫照,他們共同忽略的事實是,生態環境并不總是可以恢復的,很多的生態環境一旦遭受破壞,就是不可逆的!
五是城鎮化率增長大放衛星。之前,筆者要找些關于各地城鎮化率的新聞少之又少,在十八大之后,各地不僅爭先恐后地發布城鎮化率的新聞,有的還毫無依據地大放衛星曰:“××省、市、縣在20××年城鎮化率要達到××%”、“ ××城鎮化率增速全國第一”、“ ××今年力爭城鎮化率提高×個百分點”……
誠然,中國的城鎮化還面臨老齡社會、交通擁堵、高房價……再也經不起胡亂折騰,所以說,中國的城鎮化不容胡來!
(作者蔡義鴻系城市化網創始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