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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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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2013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副主編李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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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義良，男，1972年12月生，江蘇贛榆人。全國大學生村官工程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江蘇省大學生村官研究所副所長，淮海工學院副教授，《大學生村官園地》編輯部副主任，江蘇省第十屆青聯委員。
在“前”大學生村官王寧的主動要求下，山西省長治市壺關縣委組織部又重新接納了這個本已離開村官崗位、“前途不錯”的年輕人，讓他回到黃山鄉北兌川村繼續當村官。
“新型城鎮化是未來中國發展的大趨勢，我不想錯過。”如果不是主動要求回村，王寧現在應該坐在某銀行辦公室，做一名年輕的銀行副科級干部。
一段時間以來，強調“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成為中央決策層推進未來經濟工作的一項重點，城鎮化“概念”一度受益飄紅。而在農村基層，實干型的大學生村官并不滿足于“概念”普及，他們似乎更熱衷于聽聽“怎么做”。像王寧一樣，一些大學生村官近來開始主動投身于基層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浪潮中。他們堅信，城鎮化的“升級”，將為他們個人事業的發展帶來新契機。
“這批人，才是大學生村官政策制定之初，黨和政府真正希望‘淘’到的金子。”《2013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副主編、大學生村官政策問題研究專家李義良毫不掩飾對王寧這樣的大學生村官的喜愛，“那些想離開的就讓他離開吧，留下的那一部分人，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大學生村官。”
李義良近日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為那些真正熱愛農村的大學生村官指點迷津——不玩概念做實事，大學生村官在城鎮化建設中大有可為。
明天，誰來種地？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曾在中國青年報撰文指出新型城鎮化發展可能帶來的問題，其中，“可能對農業帶來的沖擊”被擺在重要位置。易鵬說，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農業或將面臨勞動力的嚴重缺口，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鎮和工業部門轉移。解決明天“誰來種地”是當務之急。
曾經赴多地調研大學生村官工作的李義良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個別農村的空心化程度一度令他驚訝不已。
西部一個主要由“38、61、99部隊”（指“婦女、兒童、老人”三大類人群）組成的村子令他印象深刻。這個村子一年下來，不僅沒有村集體收入，還背上了上百萬元的負債。
“全村一個青壯年勞動力都見不著，全是婦女、兒童、老人，這樣的村子要如何發展？”李義良說，被分配到這種村子的大學生村官看上去是倒霉極了，但也極有可能成績斐然。
那個歷史學專業畢業、卻在農業領域做出50余項發明的“天才村官”葛榮祖就讓李義良佩服不已，“他是我見過的最最天才的一個孩子，是個奇才。”
葛榮祖是甘肅省高臺縣南華鎮墩仁村大學生村官，所在村子條件艱苦，幾乎沒有年輕人，大多數村民以種植洋蔥為生。而收獲一畝地的洋蔥，需要人工刨挖整整一天。一些年長的農民因為身體吃不消，放棄了耕作，土地被撂荒。
“村官小葛”設計農具圖紙，花了一星期時間，自行制作出一個洋蔥刨挖機，把刨挖一畝洋蔥所用時間從一天縮短為半個小時。
李義良至今仍記得與小伙子一同到甘肅慶陽參觀一個農具展時的情形。小葛兩眼放光，一件農具，他從不同側面對其進行觀察、拍照。“他要是去農業機械廠，一定能有很高的收入” 。然而，小葛卻立志于在農村發展，以自己的點滴努力提高農業作業效率。
李義良告訴記者，在解決“明天誰來種地”的難題上，還有更多的大學生村官致力于培育農業經營性服務組織，通過提高農民收入來留住農民。有的村官通過網絡幫助農民合作社銷售農產品，有的村官利用自身優勢推動農超對接，還有的村官干脆租一塊地，引進新品種帶頭創業，自辦合作社。
食品安全領域村官或將有所建樹
河北衡水市棗強縣，一個擁有7名大學生村官的村子，3家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均有賴于大學生村官的付出。
那次到河北調研，李義良親身參與了蔬菜大棚合作社組織的集中銷售活動。買家挨家挨戶“過稱”收購蔬菜，村干部一路隨行。
“讓大學生村官來監稱，他們懂得多。”當著一批“老村官”的面，老百姓指名道姓要大學生村官來“維權”。
這種信任，源于平時與這些年輕人的點滴接觸。大學生村官平時負責合作社統一的種子、肥料引進，分發給社員的同時，還手把手地教會農民如何科學使用農藥和化肥。
近年頻現的食品安全問題，曾一度被輿論歸結到農業生產的源頭——農民種養殖階段中。李義良說，大學生村官完全有能力、有可能在源頭把關食品安全。
“農民不是故意亂施農藥，不是故意坑害別人，最大的問題是，他不知道農藥如何配比。”調查中，李義良發現，大多數農民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憑感覺使用農藥。他所見過的大學生村官，一方面可以在科學種養殖上出力，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在生態種養殖領域創業，生產讓老百姓放心的農產品。
在江蘇，常州市大學生村官呂偉斌參與創辦了占地面積300余畝的大水牛生態農園。這個農園正在挑戰城市人接受新鮮事物的底線——以相當于市場3倍的價錢購買色澤黯淡、表面可能還有蟲洞的生態蔬菜，在每周一、三、五、六等著快遞送貨上門。
這種模式的創業，李義良認為完全可以在經濟條件較好的、城鎮化發展達到一定階段的城市郊區推廣。由大學生村官來運營，或許是最佳選擇，“村官了解本村土地使用情況，承租土地方便，又懂得商業推廣”。
大學生村官如何推動實現新“四化”
在李義良看來，在農村創業，無疑是對新型城鎮化的最大貢獻，同時也是大學生村官發展事業的最佳契機。他說，不僅如此，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新四化”的實踐中，創業也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根據李義良的調查，如今在城鎮化領域發展較好的農村，幾乎百分之百都有強大的工業背景，“農村發展，一定要農業+工業”。他特別贊成“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的說法，在工業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繼而實現城鎮化，也是當下大學生村官們可以嘗試的一條創業路徑。
村子經濟條件不行的，先搞工業創業；村子工業發達的，可以嘗試在信息化、農業現代化領域創業；正在城鎮化進程中的村子，可以在拆遷安置、農民“市民化”、新型農村社區服務上下功夫。
江蘇連云港一名大學生村官，在李義良的鼓勵下創業，貸款70萬元、自籌30萬元創辦了一個漁網編織廠。從4臺編織機起家，半年時間，實現600萬元產值。與制作漁網有關的鋼墜、網繩項目同時也在村子里發展起來，不少村民以承接大學生村官的漁網配套項目為生，開辦小作坊。
如今，這個村子從原來的“一無所有”，變成“樣樣有”——道路硬化到戶，路燈全部安上，幾十年未曾修繕的下水道也重新鋪設。而這個2011年入村的大學生村官，也在創業半年后，全票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
下一步，李義良建議他把土地流轉起來，創辦一個由全體村民入股的農業企業，仿照“華西模式”給村民分紅。
李義良強調，經濟條件不成熟的地區，不提倡大學生村官盲目進行農業現代化領域的創業，“投入大、成本高，回報慢”。
在江蘇常州、蘇州等地，李義良見過設施農業做得風風火火、承包大量土地自行經營的大學生村官“農場主”。比如承包600畝地的常州女大學生村官應英，搞大閘蟹、三文魚生態養殖的蘇州大學生村官王國清，“他們做得有聲有色，但前提是，當地經濟條件優越，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大量投入”。
在北京，一名大學生村官參與拆遷工作的經歷也給了李義良不少啟發，“老百姓有抵觸情緒，不愿意聽村干部解釋、推介，反而愿意聽大學生村官的”。
這名大學生村官在不夾帶任何私人利益的情況下，挨家挨戶、不厭其煩地數次登門拜訪。“談判”方式頗顯另類，“補償、法律、經濟利益方面講得很少，主要談生活，談拆遷后能住什么樣的房子，怎么裝修，孩子可以受到哪些良好教育，大人可以在社區做哪些小生意。”
李義良說，新型城鎮化最新的點就在于強調“人的城鎮化”、強調“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從這一點上來看，大學生村官又有了用武之地。
李義良告訴記者，目前來看，大學生村官在提供農業公益服務、培育農業經營性服務組織提高農民收入、推進農村生態文明建設、促進農民“市民化”等與新型城鎮化息息相關的領域頗有亮點，但這些成績僅僅由那些真正熱愛農村的大學生村官創造。
此前由李義良主持的一項針對大學生村官流動性的調研顯示，僅9%的被訪者愿意留在農村工作，10%的人已在農村創業并有所成就，“兩項數據相加，也不到20%”。李義良說，盡管可能只有不到20%的人有意留在農村，但這批人才是大學生村官政策制定之初，真正希望留下的人才，“就像大浪淘沙，目的就是為了淘到這一小部分金子。”
而那些借助大學生村官平臺“跳”進公務員編制、事業單位的人，其初衷可能并非是為農村發展出力，本身也不該是被留下的對象，“那些想離開的，就順其自然，讓他離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