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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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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工業化一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就會產生一個悖論：滯留在農村的剩余勞動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出清，然而經濟增長卻又因為大量剩余勞動導致的工資滯漲和內需不足而難以啟動。
少用財政補貼的方法來刺激內需，因為由此導致的暫時性需求增長是不可靠的，理由就在于由財政補貼帶來的需求增長不是基于居民恒久性收入的提高，不僅如此，財政補貼的增加勢必要以稅收提高為代價，因此就有可能降低人們投資社會產業活動的積極性，進而降低全社會固定資產的形成率，從而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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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瓶頸主要集中在“二元經濟結構”、“人力資本供給不足”以及“內需匱乏”等三個方面
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瓶頸究竟在哪里，然后再去研判宏觀管理層面對這些瓶頸所采取的應對方法究竟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瓶頸主要集中在“二元經濟結構”、“人力資本供給不足”以及“內需匱乏”等三個方面，然而當管理層采取不當的干預政策時，我們不僅不能有效地突破這些瓶頸的制約，反而人為造成了經濟增長的減速。
政府應該采取的是補貼農民進城的政策。二元經濟結構會使農業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而農業落后又會造成鄉村的貧困。國際經驗告訴我們，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的基本方法只能是城市化和工業化。城市工業的結構升級造成其吸納農民工的能力在減少，不斷增加的對于農民與農村的財政補貼，又大大減少了農民出外打工的意愿。結果，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農村居民人口仍然高達全國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造成的農村生產率的下降和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結構問題，根本不可能通過財政補貼來得到有效的解決。面對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堅定不移地走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道路，當城市生活成本提高的時候，政府應該采取的是補貼農民進城的政策，這種補貼可以是對進城農民工進行技術培訓，也可以是向進城的農民工提供廉租房等，決不可采取反向的補貼政策來固化中國現有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非現代的農業部門通常具有報酬遞減的特征，而城市工業則具有報酬遞增的特征，因此，補貼農民進城可以提高全社會的生產率，而補貼農民工返鄉則會降低全社會的生產率。
由人力資源不足帶來的增長瓶頸。如果說二元經濟結構屬于存量瓶頸，那么人力資源供給不足則屬于經濟發展動態演進的瓶頸。二元經濟結構和人力資源供給不足分別從兩個不同方向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二元經濟結構告訴我們，中國需要一個較低技術水平的經濟結構來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便讓更多的不具有技能的農村勞動者可以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就業。人力資源供給不足這一事實又告訴我們，中國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經濟結構的升級調整，任何結構調整的政策是無法在稟賦約束之下產生效應的。更何況，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本來就不是政府的職能所在，而是企業的內生性行為。政府所要做的是投資教育，改變人力資源供給不足的稟賦約束，以便為企業內生性的技術創新提供更多的人力資源的支持。
由內需不足帶來的增長瓶頸。內需不足是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長期性制約因素。一個國家的消費需求取決于該國居民的恒久性收入的增長，居民的恒久性收入通常由兩部分收入構成：勞動所得（工資）和資產所得（租金）。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居民的收入以工資為主。但是，由于受到以下兩個因素的制約，中國的工資性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從而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內需嚴重不足的國家，這兩個制約中國工資性收入增加的因素分別是：二元經濟結構和巨大規模的存量失業人口。二元經濟結構意味著中國還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不僅收入水平低（報酬遞減所致），而且還因為可以自己提供食物而具有自給自足的消費傾向。二元經濟結構所產生的另外一個問題便是擁有大量的存量失業人口。從長期來看，巨大規模的存量失業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是，從短期來看，由于存量失業人口會壓制工資上漲，從而會造成內需不足。于是，在從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工業化一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就會產生一個悖論：滯留在農村的剩余勞動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出清，然而經濟增長卻又因為大量剩余勞動導致的工資滯漲和內需不足而難以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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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增長就是要在擠壓資產泡沫、控制通貨膨脹的前提下防止經濟增長的減速。換句話說，穩增長就是要防止經濟由通脹滑向“滯漲”
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有效的解決方法就是要利用外部市場來突破這個增長瓶頸。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發達工業化國家在其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都采取了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目的就是為了經濟起飛階段的這個兩難問題。同樣，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對外開放以來所采取的各種各樣利用外部市場的做法是多么必要和正確。其實，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想借助于對外貿易來突破二元經濟結構瓶頸、實現經濟增長與轉型的國家多得很。
所以鄧小平所說的這個歷史性機遇并非只屬于中國，只要我們稍有不慎，這種歷史性的機遇轉瞬即逝。因此有必要再進一步來審視刺激內需的政策。比如，用財政補貼的方法來刺激內需是不可行的，因為由此導致的暫時性需求增長是不可靠的，理由就在于由財政補貼帶來的需求增長不是基于居民恒久性收入的提高，不僅如此，財政補貼的增加勢必要以稅收提高為代價，因此就有可能降低人們投資社會產業活動的積極性，進而降低全社會固定資產的形成率，從而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影響。再如，由政府動員加工資的方法也是有問題的，工資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二是存量失業的消失。否則，任何強行增加全社會名義工資的做法都會導致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與市場競爭力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從事產品與結構轉型的企業是少數，因為，我國的人力資本供給是不足的，大部分企業將會因為生產成本的提高而選擇退出，而這又會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不利的影響。
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今年不失時機地提出了“穩增長”的戰略性意見。現在的問題是，當下中國究竟應當采取怎樣的政策才能達到穩增長的戰略目標。毫無疑問，穩增長就是要在擠壓資產泡沫、控制通貨膨脹的前提下防止經濟增長的減速。換句話說，穩增長就是要防止經濟由通脹滑向“滯漲”。
（■ 華 民 作者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