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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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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近日，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知名三農學者張英洪受邀在“中國經濟時報圓桌論壇”發表演講。他在演講中解析了為什么要在城鎮化進程中強調法治化。
張英洪認為在城鎮化進程中強調法治化至少有三個基本原因：一是法治城鎮化是約束政府公權力的城鎮化，因為我們以前的城鎮化，一些地方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征地就征地，想拆遷就拆遷，這就不是法治的城鎮化。二是法治城鎮化是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城鎮化。幾十年來，我們的城市化一個最大的弊端和問題，就是侵犯了農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主要是侵犯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住房權利。因為拆遷，許多農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三是法治城鎮化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城鎮化。我們現在的城鎮化存在很多社會問題，造成很多社會不穩定，就是因為城鎮化過程中存在不公平正義的現象，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原則，損害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因為社會不公平正義，上訪的很多，每年的上訪、信訪量很大，政府對之則加大了維穩成本。社會不穩定就是因為城市化過程中造成了一些社會不公平、不正義。我們講法治城鎮化，就是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城鎮化。
在談到如何在城鎮化進程中建立法治框架問題時，張英洪表示，推進法治城鎮化要考慮五個重要環節：一是從立法環節上來說。凡是傷害農民權利的法律應該修改或廢止。一方面，在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體系下，有很多的法律，包括《土地管理法》，還有一系列的政策法規，很多是不利于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不利于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對這些法律，立法者應該堅決廢除。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存在立法的滯后，法律有缺陷或缺失，有的社會實踐沒有相關法律。比如我們已經出臺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但“集體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就一直出臺不了。這樣的例子很多。此外，雖然我們有了很多法律，但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后，一些與法治理念不一致的法律，需要加快修改補充。如果這些法治問題不解決，我們就無法應對城鄉不斷爆發出來的千千萬萬個案。
二是從執法環節來說。一方面，現在一般強調要嚴格執法，良法是應該要嚴格執法，但不好的法律要修改，而不是嚴格執法。另一方面，存在這么一個突出問題，有的地方政府對農民嚴格執法，對百姓嚴格執法，而對政府自己，卻不是嚴格執法。
三是從司法環節來說。司法關鍵是公正，但是這個環節上，涉及到征地拆遷問題的，普遍的現象是法院不立案，民告官很難，造成了大量的信訪案件，造成了一系列的自焚事件、群體性的事件。有時拆遷者和被拆遷者都會成為犧牲品。
四是從守法環節來說。守法，一個是公民守法，一個是政府守法。公民的法律素質不高，不利于守法。但現實生活中政府不守法的現象也相當普遍。
五是從維權的角度來說。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維權，這些環節缺一不可。農民權利受到侵害之后需要法律救濟。但長期以來片面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有的地方信訪部門搞指標管理責任制，層層加壓，這就產生了一個怪現象，就是有關部門不是積極地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而是全力去解決反映問題的人。這種治國理政的管理理念需要反思。
張英洪表示，提高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就需要推動政府進行轉型。它包括三個重點：一是從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轉型。搞人治的話，只有統治者對老百姓的馴服，不可能有老百姓對統治者的馴服。
二是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長期以來，政府都是管老百姓的，現在需要的是服務型政府。我們早就提出了服務型政府的理念，我們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宗旨如果不轉化為以憲法為統率的制度安排，建設服務型政府，就不可能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落到實處。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過程就是法治建設的過程。
三是從無責型政府向問責型政府轉變。政府做了很多事，有很大的權力，但是沒有責任，這就做了壞事，卻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只有通過努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實現對權力的馴服，才有可能解決所有的強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