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是中國城鎮化迅速發展的三十年。從1980年到201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從25.84%上升到49.68%，增長了將近一倍。2011年，我國超過一半的人口進入城市， 城鎮化率達51.27%。將來的幾十年將仍然是中國城鎮化的迅速發展時期。根據目前的發展規劃，預計到205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將達70%，將有超過10億人在城市中生活。
可以預見，城鎮化將成為驅動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穩定增長的發展引擎。隨著人口的集聚，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將會持續下去。更為重要的是，城鎮化往往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模式的轉型，城鎮化的進程也將成為中國經濟由出口與投資拉動型向國內消費驅動型轉型的過程。
然而，城鎮化雖是歷史機遇，也面臨著種種挑戰。一方面，城鎮化中的資金需求、公共服務需求等社會經濟挑戰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市場參與等方式來解決，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回避城鎮化中面臨的資源環境挑戰。我們今天建設的城市，決定著我們明天的生活。中國選擇什么樣的城鎮化道路，不僅決定著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更決定著我們是否能擁有一個可持續的未來。
城鎮化帶來高生態足跡
從2008年開始，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用“生態足跡”這個工具來衡量城鎮化的資源環境挑戰。生態足跡是指人們對自然生態系統的需求，包括人們對農林牧漁等生態產品的需求，人類基礎設施建設所占用的生態空間，以及人類排放廢棄物所占用的生態環境容量。目前，受方法學限制，其中的廢棄物排放部分僅考慮吸收二氧化碳排放的生態環境需求，即碳足跡。
“生態足跡”可以與“生物承載力”，即生態系統提供上述服務的能力，來進行比較，從而辨識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是否在其生態系統可承受、支撐的范圍內發展。
研究表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人們基礎設施需求的增加，以及消費量及消費模式的轉變，導致人們的生態資源需求，即“生態足跡”往往也越來越高。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生態足跡報告2012》，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伴隨的生態足跡挑戰非常明顯，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生態足跡不斷增高。中國各省份城鎮地區的人均生態足跡都高于本地的農村地區（圖1），差距平均在一倍左右。在城鄉生態足跡差異中，差距最明顯的是碳足跡（圖2），至少占總差異的70%，反應了城市人口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遠遠高于農村人口。
城鄉人口人均生態足跡之比反映了城鎮與農村地區人均生態足跡的相對差距。在中國大部分省份，城鄉人均生態足跡比為2左右。
而另一方面，中國的總體生態挑戰非常嚴峻。根據《中國生態足跡報告2012》，盡管中國的人均生態足跡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由于人口眾多，資源有限，中國的生態足跡總量已經是其自身生物承載力的兩倍多。如果中國的城鎮化不能走出一條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新道路，在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們將面臨投資和消費兩端帶來的資源環境壓力。
因此，城鎮化的過程必須同時是產業升級、消費轉型的過程。城鎮化必須依靠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來創造就業，吸收人口，并為更多的城市人口提供服務和產品。但是，如果產業的發展僅僅是現有生產方式的重復，而不能充分提高資源效率，提高環境管理標準，從戰略上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那么目前脆弱的生態系統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壓力。
城鎮化必須考慮環境成本
從宏觀面上看，這要求政府在發展戰略中充分考慮環境成本，將自然資本理念、全成本核算理念納入產業政策中，從而促進財稅政策向清潔產業傾斜。
同時，政府需要根據環境壓力與容量的變化，動態地制定環境管理標準——當某個地區城鎮化規模及相應的產業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時，總環境壓力會增加，舊的環境標準可能已經達不到預期效果，必須及時更新標準，才能將區域的生態環境總壓力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同時，政府應該鼓勵行業最佳環保實踐，積極推廣最佳實踐，并根據最佳實踐的推廣情況逐步更新環境標準，以此推動環保技術的研發和產業發展。
從城鎮化本身的規劃和建設上看，一方面要合理規劃城市規模及結構，防止被動的無序擴張，統籌規劃公共交通、區域功能，使得城市的構造有助于居民選擇低足跡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城市的建設要適應產業發展、經濟發展，避免為了造城而造城。這需要政府進一步轉換職能，從“從事城鎮化”變為服務于城鎮化。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中國也只能在資源環境的限度內發展。城鎮化是一個契機，讓我們重新審視和選擇，是時候放棄唯GDP論的發展模式了，可持續發展是城鎮化的唯一路線圖。超越GDP：從生態足跡看城鎮化的挑戰與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