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輿論高度關注在短時間內發生的三起碾死人事件——
3月27日，河南中牟縣農民宋義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試圖阻止闖入的開發商鏟車，被碾壓致死；3月30日，湖北巴東44歲農婦張如瓊，在與當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時，被施工人員駕駛水泥罐車碾頭而死，現場慘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64歲村民宋武華，被重鋼西昌礦業有限公司的推土機碾壓致死。
“以錢買命”成邏輯
“以命維權”就不意外
劉采萍（燕趙都市報評論員）：三起駭人聽聞的慘案，有幾個共性：一、事起征地拆遷；二、農民在維護權利時被拆遷方的交通工具無情碾壓，慘死；三、當地政府在曝光后迅速定性為“意外事故”或“安全生產事故”，然后展開“積極處理”，即賠償談判。
李妍（《重慶時報》資深評論員）：因為征地拆遷，農民維權竟然被碾死，這總讓我想到城市拆遷中有所謂“屋頂上的礦難”一說。都是因為拆遷，都是因為資本利益、權力利益與個體利益出現沖突，最后弱者以命相搏。農村征地拆遷中，會不會出現一種“田野中的礦難”現象？這種情形如果頻繁發生，會不會無休無止，最后成為這個時代無法遏制的潰瘍與悲傷？這三次碾死人案，不約而同被說成是“意外”，這倒并不讓人感到“意外”。“推土機闖良田”一旦成為慣性，就像“推土機進民居”一樣，任何“意外”，都變成意料之中了。
翟春陽（《杭州電視臺》評論員）：說“意外事故”，掩蓋了一個更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拆遷者在對他人權益進行侵害的過程中，發生了“意外”。
劉采萍：從城市強拆引發命案，到農村征地糾紛中的“碾壓死”，中國社會已經沒辦法回避土地權益變化中的那股血腥味了。回避解決此類問題，只會放大悲劇的恐嚇力量，讓兇殘者更放肆，讓無力者更絕望。
翟春陽：評論有“花錢買命”的說法，讓我想起其中一起事件中死者的家人，聽說得到巨額賠償后幾乎“感激涕零”，于是就想起一句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我們不能跟一個社會底層的人計較，畢竟生活是第一位的，錢是很現實的，不可能要求他們有更偉大的擔當。問題是當地政府的態度，當地司法的態度。當政府與開發商站在同一個利益點上，司法如果不能為權利兜底，那么這樣的事，總能大事化小。
權力如果為政績
權利就會被棄置
劉采萍：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這幾起事件和很多拆遷糾紛一樣，幾乎都可以用“由來已久”形容——死人，其實是矛盾激化的最后一步。而在此之前，農民遭遇過什么？在此之前，拆遷方往往已經采用多種法律不允許、不容忍的手段騷擾、糾纏和危害農民。
翟春陽：直接原因當然是權力的庇護。而在基層，一般又與法治不彰有關。但權力為何要庇護拆遷方？最主要還是雙方利益一致。這種一致，并非開發商給官員輸送多少經濟利益那么簡單；即使開發商不輸送任何利益給官員，雙方的利益仍然可以是一致的，因為“開發”可以為當地官員創造政績。而利益一致，讓地方政府總是作為開發商“保護傘”的角色而出現。
李妍：中牟事件中，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開發商弘億公司碾死人，但總經理在接受采訪時還笑著強調，這是一個施工事故，死者飲酒過多。白巖松說：“這一笑讓我渾身都發冷。”
肇事企業的高層笑談農民被碾死，這刺痛了公眾的心，同時也暴露出更多疑點：企業是不是與地方政府已經達成了某種默契？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就敢讓推土機開進人家的承包地，是不是表明即便出現性命爭斗，也可以最終“達成諒解”？企業面對人命慘禍還能氣定神閑，只能讓人聯想到，這背后有著行政權力的身影。
劉采萍：強拆和拆遷之間，有著巨大差別。拆遷，意味著談判，交易，利益變換。但是強拆，意味著霸氣，霸氣背后是霸權。霸權從哪兒來？恐怕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縱容……
城鎮化是城的未來
更是人的未來
劉采萍：現在這三起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肇事司機都被控制起來了。其中兩名碾死人的司機都有一個觀點，那就是自己的行為，是在公司高層授意下進行的。因為一份職業，而使個人成為一種血腥工具，這是不是太挑戰道德底線了？
李妍：對生命和法治沒有敬畏，一個沒有碾死過動物的司機，也可能碾死人。這些司機是否深信，即便出了事兒，“上面”或者公司，也能給他們兜著？
劉采萍：我甚至覺得，可能不僅拆遷方的工作人員，包括我自己在內，心里是不是也承認開發商擁有無比強大、無法挑戰、凌駕于法律和生命之上的能力呢？否則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慨嘆：為錢跟他們斗，多不值得啊……
翟春陽：未來城鎮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更多這種類型的矛盾。
李妍：城鎮化是個好東西，至少它可以縮小貧富差距，可以發展現代農業，可以幸福農民。但是，書面上的理想或者說是本意，并不那么容易轉換成現實。城鎮化需要效率，但是如果法律不能保護農民的公平以及權利，農民被城鎮化的推土機碾死，就不會停止在這幾起慘禍之后。
劉采萍：城鎮化也好，城市化也罷，確實需要改改過去片面強調建設、強調面貌的傾向。城鎮如果真有“化”的話，也首先是人的變化，是人的權利獲得尊崇和進步。如果為了面貌而犧牲人，是本末倒置，也離“人命如草芥”的野蠻不遠了。
從今年的報道看，“拆遷命案”不是杜絕了，而是發生頻率更高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法律不盡快遏制這危機四伏的利益屏障，那么血色拆遷的噩夢，就會繼續糾纏在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