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抉擇（下）
時間：2012-09-25 11:20:26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劉易斯.芒福德
有些人忙不迭地提出要求，或者滿懷信心地開出處方，讓聯邦政府撥款，投入巨額資金改善住宅，或者興辦“模范城市計劃”，相信這些就是消除群體暴亂和示威游行的有效方劑，這樣就能夠制止青少年犯罪、成年人犯罪……實際上，他們都沒有仔細觀察和思考以下的證據：比如說，假如青少年犯罪問題主要是貧窮現象和社會異化所造成的，那么，為什么在寬敞、舒適的富裕白人郊區住宅區里，同樣也會爆發這種問題？這類地區的共同特色顯然不是那種糟糕的物質環境。所以，若想邀請立法委員們或者規劃師們立即采取措施，治療糾正這些問題，恢復社會秩序……除了江湖醫生的騙術，我們什么也得不到。我們應該仔細注意思考的，不僅僅是城市，還有我們的整個政治體制。美國富裕社會的招牌形象，整天都在取笑著、折磨著受壓迫的少數群體，由于他們享受不到那份應該得的富裕生活。但是，現實社會本身卻又讓富裕群體中的青年人膽戰心驚，他們腦滿腸肥、百無聊賴、嬌縱溺愛、不勞而獲，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得的驕奢淫逸生活，徒令他們產生乏味和厭倦之感。
已經爆發的這些事情，都只不過是總體大爆發和集體熔巖流中一些局部表現而已。這些總體大爆發等現象，都非常突出表明，過去這五十年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兇暴的時代。這期間，有成批的毀滅暴行和無情的種族滅絕行為，這些惡果讓歷史上那些最兇暴的征服者和野蠻毀滅戰爭都相形見絀，包括亞述人、塔塔爾人和阿茲臺克人毀滅其他民族的所作所為。所以，如今我們城市社會文明中所發生的事情，假如不以這些更大范圍的慘無人道的破壞歷史作為參照物，是無法理解的，更是無法控制的。維多利亞時代有些學者曾經非常樂觀地把工業文明解釋為人類和平和豐腴社會的可靠保障；如今，這些曾經的進步技術，卻因服務于否定一切宗教和道德價值的虛無主義主張和種種侵略活動，而日益腐敗，逐漸喪失了早先的進步作用。工業文明一些最為重要的成就，包括核彈、計算機、雷達、火箭、超音速飛機，等等，無一不是戰爭手段的副產品。現代社會的傳媒手段和大眾教育機構都已經非常發達，幾乎已經無處不在。但是，向聽眾灌輸暴力，幾乎成了這些機構的主要職能！可見，若是我們仍然相信在致命的有害細胞仍在整個機體血液中流動的時候，就能夠治好政治體制上的一個器官——城市——自身的疾病，這無非顯露我們缺乏最基本的生理學常識。
如今，至少有一件事情讓大家都認識清楚了，這就是：無論是以往對于城市各種弊病的診斷結論，或者是針對這些診斷開出的積極治療促進城市健康的方案，都被證明是無效的，不合格的。所以，盡管我曾經支持過的一些建設性的規劃方案至今仍然是有用的，有生命力的；而且，實施這些方案，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雖然如此，假如把這些辦法當作消除城市未來團伙滋事，“組群暴亂”，或希望靠這些辦法來制止黑人、波多黎各人的騷亂，那就太糊涂了。整個情勢還有其另外一個層面，值得考慮……
……有一種意見認為，繼續投入大量財力，繼續進行公共住宅、城市更新等等行之有效的建設項目，就能夠打開新局面、新開端。實際上，這樣做只能培養出新的幻想。這樣做，就類似給晚期的慢性病人服用大劑量的盤尼西林，雖然早些時候通過食物療法和外科手術，這個病人是完全能夠治愈的。如今，奇跡般的快速痊愈已經完全無望，相反，唯一可能指望發生的奇跡，就是要有足夠多的人都能認識到，當今人類生活的全部內容，都該徹底維修、保養了，包括所謂“超大型都市帶的技術”（the technology of Megalopolis），以及那個范圍和程度都空前拓展的經濟所支撐的所謂富裕社會的主導思想，統統都該徹底檢查、修理了。
這個題目太大了，我無法在這里繼續講述，即使是簡短概略講述也不可能。當代許多思想家，包括斯賓格勒、湯因比、施韋策等人，對當今人類嚴重局面都開始提出了診斷意見，我本人也曾對這個題目，在自己一系列著作當中發表過廣泛的見解，包括最近出版的《城市發展史》和《機器的神話》。今天這一評論即將終結的時候，我謹提出一些十分困難而又迫切的問題；這些問題，大家直至今日都還不愿意正視。這里所說的大家，既包括了持不同意見的少數族群，也包括沾沾自喜、自鳴得意的社會多數群體。前者由于長期遭受歧視和劣勢地位，有理由憤慨，有理由不耐煩；后者則盲目樂觀，鼠目寸光。
為了對美國當今情況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想，我們首先需要區分三種情況。這三種情況當中，只有一種屬于有條件可以立即著手糾正的。所以，首先，我們可以把這些手邊有現成辦法立即予以解決的問題一一篩選出來。這些現成的辦法包括：害蟲害鳥控制、改進垃圾收集方法、公共交通降價、新建學校和醫院、新建診療所；其次，則是那些需要采用新的觀點和視角、新的組織機構、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而這些措施的完全實現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畢竟是緊迫問題，宜盡早采取行動；最后，則是一些要求重新定向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涉及徹底改變思維方式，其影響之深遠程度，不亞于從中世紀宗教精神思想轉變到現代的科學技術文明的思維方式。終究，前面兩項任務的成功解決，最終則必然取決于后面這一重大問題的成功轉變。所以，我們根本無法指望一種由科學思想指導的技術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且，我們必須認識到，當今人類社會令人惱恨的問題當中，許多正是由這種構造極其精致的非人性化的技術本身制造出來的，包括大量無技術能力人們的事業問題。
接下來，讓我首先來談談這最為困難的一方面。因為，盡管目標很遙遠，出發卻應該立即開始。籠統來說，這一基本問題的內容，實質上，就是如何控制權力、一味追求數量、自動化的生產和消費、無目標的活力和積極性。這一問題在當今變的特別尖銳了，因為先進社會可以支配的能源總量，已被科學技術極大地放大了。尤其是，這個問題的困難程度加劇了；原因在于，人類過度地把單純知識積累當作自己行動的指南，注重所謂科學知識，結果導致原有道德、政治、社會控制手段都接二連三地崩潰了，并且把系統的規則紀律和社會秩序，都轉化成了總體國家的組織形式（corporate organizations）。如今，要想讓這些組織手段和制度資源重新服務于人類的最高目的，我們就不得不將其重新置于人類崇高價值的指導之下。
但是，在任何社會當中，一旦道德制約和個人禁忌的傳統體系瓦解掉了，正像整個西方社會在過去五十年當中所發生的情形那樣，那么，個人與全體為敵的戰爭狀態，也就不僅僅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了。托馬斯·霍布斯不就曾經很不恰當地把這種戰爭狀態描述成原始人類社會的初始狀態的嗎？實際上，這樣一種可能的局面已經在當今人類社會中變成非常明顯的現實了。而且，很不幸，霍布斯曾經希望，人類社當中能夠找到，并依賴一種組織制度，能夠消除這種自相殘殺的血斗。而如今卻恰恰是這個組織制度，變成了輕蔑和藐視法律、破壞秩序的主要罪犯，它正在千方百計擴大社會暴力的領域，并且放大社會破壞的進程以及種族滅絕的各種可能性。實際上，警察就是最主要的罪犯；而且，他們的榜樣示范作用，能夠在全社會飛快傳播開來。
當今美國城市面臨的種種嚴重問題——比如白人當政還是黑人當政之爭等等——幾乎每一個問題都是以往三百年歷史進程當中已經都預先設伏下的，在充滿了各種征服、奴役制度、殖民化、剝削制度、種族滅絕罪惡的這三百年當中，曾經反復預示過這些問題的總爆發。如今聯合國組織在種族主義和博愛精神之間、在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之間，謀求實現某種平衡的各種努力，卻遭遇到許多困難；而這種種困難，沒有一個不是該從最小鄰里居住區入手，扎扎實實去謀求最終解決的！
如今，各種惡勢力違反人類基本道德，威脅著這個星球上的一切生命；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很快地、很輕易地把這些惡勢力都置于人類控制之下。但是，若要控制這些邪惡勢力，人類就不得不實行一些健康有益的戒律、約束、審慎；就此而言，每一個健全的、有責任心的人，都有義務從自身個人的生活開始做起，共同擔當起這一重大使命。只有那些不再尊敬自主精神的人，只有那些不再相信應該而且可以掌握自己的人，才會與文明接替的洶涌惡浪“同流合污”，或者，消極到只能通過“棄權”來表達他們心灰意冷的不用意見。
至于說當今城市社會面臨的現實局面和問題，我們必須下定決心采取最勇敢的措施；而要這樣做則首先應該認識到，必須克服民眾的巨大習慣力量和惰性：確實啊，新的措施和做法，必須堅決反對當代文明當中的種種支配勢力，甚至也包括科學和技術中的種種勢力；這些勢力，一旦等我們能夠脫離開這個暴力時代的錯誤傾向之時，是完全能夠為人類幸福做出可嘉貢獻的。但是，此時此刻，我們首要的職責卻是，首先看到社會衰落、潰敗的種種病理表現，從而不要與社會解體的趨向和勢力繼續合作了。假如古代羅馬人懂得這個教訓，假如他們，在自己那三百年羅馬和平時期，吹噓自己不可戰勝的權力和富裕的時刻認識到這種教訓，他們本來可以不那么快就喪失掉統治權的。
不幸啊，甚至連一些本來可以迅速解決的城市問題——只要我們愿意接受解決問題的高昂代價——如今卻都無法順利解決，徒讓一些社會改良主義者的良好愿望和信仰落空了。討論城市社會解體的問題，首先讓我們來考慮如何消除社群分割，如何廢除種族隔離現象。如今大量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移民到（紐約城的）北部社區來了，這就讓一度曾經十分松散的少數民族群體，進入到密集的大都市中心飛地（enclaves）地區成為密集群體。這種情勢假如繼續延續下去，他們就很可能發展成都市內不幸的無產階級多數族群。而卻沒有一處開放住宅或者公立學校校車會對他們敞開大門，這樣他們也就無可逃遁地陷入自我孤立的境地，陷入到純粹因為自身人口數量少而形成的自我孤立族群狀態。可以設想實施一些都市更新計劃，來改進這些種族和文化特殊的群體生存狀態。但是，在考慮任何計劃之前，我們則首先應該回答一個問題，尤其該由少數民族自己來回答的問題，就是：他們是否愿意從目前居住的鄰里地區遷移出去？是否甘于接受游離散布在范圍廣闊的地區內，與其他組群混合居住，因而失掉自己民族當前一些文化認同，以及族群的凝聚團結狀態？
假如他們選擇維持在原地不動，而且保持組群數量規模，他們就得接受持續的孤立狀態；而且，不僅僅是文化孤立狀態，還有環境擁擠。而且連帶著還有：娛樂空間不足，醫療和衛生設施和服務緊缺，等等。但是，假如他們選擇遷移到很遠地方去，以便能夠享受良好的住宅和就業環境，包括工業或者農業工作機會，以及穩定可靠的鄰里設施，那么，他們就得變成當地新城鎮社會，或者郊區，或新開發的農業社區的組成部分。那樣的話，他們或許需要一個世代的時間才能完全融入當地社會，無論他們作為本地公民的合法身份和地位能夠多么順利、迅速和可靠地獲得。
而這樣的決策，由誰來做呢？本地市政廳或者權威機構無法做出這種決定，華盛頓則更無能為力。因為，這樣的決定只能由當事人自己做出來，如今，經過了那么多試驗性城鎮規劃和住宅計劃之后，這樣選擇已經完全成熟可行了，選擇的道路已經充分打通。然而，假如不把這種選擇途徑也吸收進去，成為方案本身的一部分，就絕對擬定不出明智的城市更新方案來。如今只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無疑的，這就是：如果大都市的移民進程，以及大都市人口的增值率，都繼續保持在以往這些年的水平上，就將不再可能有任何補救辦法來組織、遣散、重新安置都市人口，使之進入到較小城鎮里去了。無論對地區而言，或是就全美國而言。幸好，我們還有個很理性的計劃可以重建居住區、重新安置人口……這一方案仍是個可行的選擇。而且，如今比以往更加可行，原因在于，過去二十年當中，又有許多工業和商業部門，如天女散花搬地遷移到郊區了，遠遠離開了大都市區。
可是，在這些計劃的后面，至今仍然有各種潛藏的人文因素，非常細微、精巧、柔弱，非常不確定，使得人們難以迅速作出決策。疏散城市人口的政策，如今獲得了知識界和實業界中一些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黑人悄悄的支持。但是，這一政策卻會讓拒絕遷移出去大都市貧民窟人口陷入缺少領導層的真空狀態；結果會讓這類地區的社會狀況更加不如從前。除此之外，遣散人口還會造成亞文化的破壞，以往哈勒姆，以及紐約大都市其他類似的文化活動中心，已經發育出了各種膾炙人口的亞文化活動內容。如今這些亞文化活動，通過音樂、舞蹈、戲劇等等表現形式，已經成為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民族個性和自尊的重要源泉之一了。當然，當這些相關人口從紐約下東區資源遷出之后，這些一度十分繁榮的、以猶太人適用的國際用語為基礎的意第緒語言亞文化（Yiddish subculture），自然也就會漸漸消失掉。至今猶有一支黑人少數族群異常活躍——其人數之多少，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們就堅持抵制這種文化同化政策。但是，兩種做法之中無論哪種，都還不甚分明或者過于簡單。因此，都應該保持開放心態，聽取不同意見。
可是，假如對當今少數民族居住的貧民窟和城市衰敗地區進行改造和恢復性建設，使之繼續容納擁擠的人口，無論其形式是政府喜歡的高層單元樓房，還是擁擠地段的密集低矮住房，這都無異于繼續建造超級貧民窟；那將是一些缺乏良好居住條件的住宅，缺少陽光，缺少新鮮空氣和露天環境，更缺少優雅的視覺享受；而這些因素恰恰正是簡·雅各布斯所津津樂道的。這種住宅區里，主要的游戲場所仍然是街道，雖然現如今那些街道已經十分擁擠，滿是危險的車輛來往穿梭。在每英畝土地面積上按居住300—400人的指標設計而成的住宅區內，無論是煎鍋還是爐火，都不再有令人向往的生活意味，更不用說可怕的人口規模。這些都將不再有益于人體健康或者鄰里合作，也不利于養育兒童。但是，貧民窟里的居住者們，面對被趕出家園的強制手段，往往憤慨地反對強制搬遷，非常不愿意遷回到違反人性的高層單元樓房里去，這樣的反抗情緒和沖突如今就不經常爆發出來。因此，假如誰還要繼續建造這樣的樓房，那豈不是太愚蠢了嗎？
任何完備的鄰里住宅建設項目，其質量的核心要素，首先就應該是保障安全、健康、教育，以及保證成人年對幼年的養育和保護的環境要求。而一切高層住宅樓房建設項目，除了健康和衛生條件之外，高層樓房因其規模，以及設計中未考慮不同居住者的不同要求，因而都非常不和適合青年人的使用和居住；甚至，它簡直是個敵視青年人的環境，原因是，幾乎沒有給小孩子提供任何游戲空間或者從事自己自由活動的安全有益的空間環境，或許，除了組織化的運動場比賽活動是個例外。在這種居住區內，即使是爆發一些最不值一提的犯罪活動，或者少人年常有的一些荒唐無理的調皮搗蛋行為，也會立即被貼上青少年犯罪的標簽。青少年在這種環境里，要時刻謹慎小心，簡直動輒得咎。因此，著名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居然一度向我承認，他自己就感覺到，他的青少年時代簡直仿佛是在舊金山地區教養院里度過的。
由于缺乏成年人的監護，缺乏家長正常的調教，青少年對于成人年的反叛情緒又找不到適當的發泄渠道，于是現在出現了更糟糕的情況：新近爆發的城市暴亂中一個非常不吉祥的現象和特點，就是出現了大批兒童，成群結隊沿街閑逛，玻璃瓶子和石塊當武器，公然挑釁警察，藐視、謾罵、挑釁、打斗，不一而足；就在警察眼皮底下公然砸碎玻璃窗，搶劫商店。不過，這些現象，只不過是二十多年前那些激烈行為的強化版本而已；當時，砸玻璃窗、動刀子、殺人、縱火，就已經成為“城市街道青年的精神”的典型表現了。
……青少年犯罪現象，已經不是居住在貧困住宅區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族群獨有的行為。如今已經擴散到郊區的白人群體，那里的中產階級，甚至包括上層階級里，也發生了同樣的現象。但是，兩者都反映出一些潛在情況：試想，一大伙青年人，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精神貧乏，迷茫失落……還有，這些狀況反映出其后面掩藏著的家長指導完全缺位，以及社區教育的嚴重癱瘓。我們發現，在這兩種族群當中，在比較年輕的成年人群體里，亂交和性亂行為，身為家長而不負責任的現象非常普遍，已經開始威脅、破壞到一切穩定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根據最近的調查統計，大都市的黑人社區當中，有一半兒童竟然不知自己的父親是誰。這樣，這些孩子不僅喪失了男性家長的監護權益和榜樣示范教育，而且，他們自身對于個人貞潔的意識，以及個人身份意識，同樣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家庭解體這一悲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歸咎于住宅條件惡化。但是，不幸，這一問題，卻隨著立法工作中一個人性化的進步措施而加劇了、惡化了，而且是有意識而為之：新立法條款規定對獨自負擔孩子養育的母親一方，提供福利救濟。這樣，假如這個孩子的母親沒有丈夫，那么，這一條法律就變成了對于不負責任性交行為的一種補償。而且，還會助長長期的怠惰行為。有一個這種情況下長大的女孩子，對她進行的一項調查當中，當調查員問她，長大了愿意做什么工作時，她回答說，想去畫畫兒（I want to draw）。調查發現，這孩子想要畫的東西并不是什么圖畫，而是，想畫一張福利支票（welfarecheck），因為他媽媽的福利支票就是這樣畫出來的。這個故事顯露出，這種本意在于援助母親的補救方法，卻產生了一個違反孩子到的成長的不良社會效果。
很顯然，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群體當中的高失業率，以及貧困群體中的低工資水平和貧困狀況——包括有色人種，也包括白人貧困群體——已經嚴重影響到他們婚姻家庭的穩定，甚至于挫傷穩定婚姻；而且，可能還會挫傷男性家長的家庭情感。可是，假如認為純粹依靠政府提供更多的住宅房租補貼，也就是提供更多的福利支票，或者，改善住宅條件……這樣就能夠糾正這種狀況，那就會忽略了同樣重要的另一面，這就是當事人方面的積極響應與合作行動。亂交和性亂這種問題，是無法靠法律手段來合法糾正的。但是，一些良好行為，比如穩定的婚姻家庭，家長謹慎負責的態度和做法，卻可以正大光明地予以表彰和鼓勵；其具體做法，不僅包括常年的工資，還有給負責養家糊口的父親支付的家庭工資（family wages），法國就是這么做的；美國的做法是仿照社會安全方法來予以補貼，還有附帶發放獎金，獎金發到第三個孩子出生為止。總之，這些做法都是城市更新計劃本身所無法包括的。但是，只有把恢復家庭完整結構也作為住宅計劃的基本目標之一，這樣才稱得上是一個成熟、充分的城市更新計劃。
說起這個問題，假如你能夠心平氣和地聽聽新近一份研究報告，香港的這份調查報告就非常切題，很富啟發意義。這報告大體上告訴我們：在基本醫療衛生條件具備之后，道德因素就比純粹物質條件更顯的重要了。在那種高度緊張擁擠的大都市里，政府給最低收入群體提供的高層住宅，其密度之高簡直是美國任何住宅部門都不敢設想的。這類住宅，充其量也只能說達到了能夠防鼠、防火，有衛生設施。原因是，家長和成年孩子都要出去上班，這樣，年幼一些的孩子就終日被鎖在房子里。從表面上看，這樣惡略的條件和處境，一定會加劇當地的居中困難和青少年犯罪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是美國的低收入群體的高層樓房住宅長必然會有的。
但是，雖然香港市政府部門提供的住宅中，住戶家庭生活的環境和條件都遠非理想，但是這些缺憾卻因兩個因素而大大得到補償，這兩個因素卻都是美國大都市社區里所沒有的。第一個，就是中國人對于家庭生活的價值觀念仍然很穩固；尊老愛幼的習俗非常普遍，這個傳統維持得很好。家長多在外打工掙錢養家，很有責任心。另一個因素就是，由于貧窮困難，生活壓力較大，家庭的每個成員，無論老小、長幼，都是負擔責任，每個成員都要完成各自的日常工作。因而青年人既不會由于家庭解體而發生道德墮落，也不會由于終日無所事事而懈怠消沉。他們的家長也不會由于做夢發財而想入非非，不會因幻想而感覺貧困生活更加難以接受。即使是香港的血汗工廠里的苦重勞動，也不會看起來比美國的終日無所事事更加催人道德墮落。我們曾經致力于保護未成年人免受苦重勞役的折磨；如今，保護他們免受終日無所事事的摧殘，已經變得與當年維護童工權益同樣重要了。為此目的，無論是保護兒童的童工問題立法條款或是工會有關規章制度，都該從合理立法角度重新思考，徹底修改了。
你可以對香港報告的這種情況持某種保留態度。不過，這種情況從美國早起的經驗中也可以得到證實。因為，美國都市社會的老一代的移民當中，也曾經長期保持著很類似的情況。他們還大體上遵守著從舊大陸帶來的習俗，鄉村社會的忠實情感聯系還很穩固，家庭成員之間也保持著牢固的親情紐帶，或者服從宗教箴言戒律、禮節儀式的約束。他們秉持這些希望和理想，基于自身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以及自身的勤勉、自律和自愛。19世紀貧民窟生活的物質條件無疑是很惡劣的，與當今哈勒姆地區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或許比瓦茨地區（Watts），還要更糟糕些。但是，他們有比較強烈的到的意識作為一種抗衡和支撐，這些因素援助他們抵制惡劣的生活條件。可惜，這種道德優勢已經隨著人類價值觀念的總體瓦解而逐步喪失了。
我說了這么多，就是想指出一點：無論是興建公共住宅，消除貧民窟，或是振興鄰里社區這類措施，包括給當今城市更新計劃中附加更多人性化內容，這些都不足以充分克服當今城市內部發生的社會失范狀態。這些失范狀態本身就是病態表現，顯露出人類當代文明正發生著范圍更廣的道德崩坍。所以，雖然說良好的城市規劃，恰如純凈水一樣，都是人類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卻不能治療人類的疾病，正像不能依靠水來治療疾病一樣。當今人類社會的各種特點，富裕、遙控、電子按摩……應有盡有，卻喪失了許多寶貴價值觀念；所以，凡事應該恢復的好東西，當今都市更新計劃都應當切實重新予以恢復。而且，應該給城市少數民族社區提供的城市改造計劃，同樣也是社會其余部分也急需實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什么所謂的黑人問題，也沒有什么所謂的波多黎各人問題，我們面臨的只是一種問題：人類的問題。
說到這個主題，我們真應該充分注意到瑞士精神病理學家榮格博士對于他自己人生經歷的觀察和分析。他在其自傳《記憶、夢想與回憶》（Memories,Dreams and Refletions）中，回憶和敘述了自己當年因源起自己的無意識（unconscious）造成精神失常的一段艱難歲月。作者說，他之所以最終沒有完全瓦解崩潰，真要感謝他自己自覺意識到，他還有個家庭要供養，他提醒自己，自己還是個有身份的人，是大家都十分尊敬的專業領域的一個成員，提醒自己是居中在一所不錯的房子里，生活在同樣熟悉和認得出來的城市之中，他在這兒城市里每天還有必須完成的職責和任務……他就依靠堅守這些確定無疑的信念，最終戰勝了自身內心的精神解體的趨勢。
榮格所說的這些內容，也都是維護社會延續和人格完整的極其重要的條件。而如今，這些條件全都在崩潰瓦解，無論是在中心城市或是外圍地區；不過，尤其是在最低收入的群體內，這些條件都已經最徹底的崩潰掉了。這一不幸的少數人口的群體，沒有正常的職業和工作，更沒有從完成工作當中得來的自尊；他們所在的鄰里社區和城市，已經經歷了而且還在繼續經歷著突然而巨大的結構性變化；這些變化當中，既有好的內容，也有壞的內容。無論什么內容，則都在抹去他們熟知的社會形態，都在消損他們的社會歸屬感，而他們自己則在如此浩大的消散過程中變的支離破碎。他們發覺自己沒有家庭，沒有財產，沒有職業尊嚴，也沒有靠自己勞動掙來的收入，沒有認得出來的家園，什么都沒有，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幫助這些陷于孤立的，生不逢時的少數民族群體，去抵擋繼之而來內心精神的最終解體。
當年，榮格最終沒有跌入精神崩潰，在分析自己最終靠什么條件得以逃脫這一不幸結局的時候，榮格講述和總結了歷史性古典城市所具有的特殊好處；這些條件都是那些動蕩不穩的、缺乏凝聚力的、松散破碎的大都市所無法比擬的。同時，在分析這一過程中，榮格博士同事明確指出，當今各種惡勢力正在裂解和摧毀人類城市和文明，使之遠離人性標準；而上述那些基本前提條件，同樣也能用來最終克服這些惡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