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份中國官方最新公布的中國城市化率是51.3%,而目前全球的城市化率平均為51.3%,其中發達國家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今年3月份披露的社科院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應該在2040年左右要實現75%城市化目標,也 就是說還需要30年。這意味著城市化率每年要提高0.8-1個百分點,也即每年1000萬以上人口要轉移到城市。
筆者近期曾擬文“非常可疑的中國城市化率與可怕的高房價”,來研究中國城市化的相關問題。最終得出結論是:一、中國人口城市化率已經達到甚或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差別和爭議在于戶籍人口(33%)、常駐人口(51.3%)、外出或流動人口(?)的統計上;二、土地城市化率水平遠超過人口城市化率水平,即超前與過度;三、住房城市化實際完成量完全可滿足10億(80%)以上人口居住。這三者肯定并不同步。
目前所進行的城市化是與房地產相擁推進并擠壓和拋棄了工業化的城市化。這主要表現在:一、土地城市化超前與過度,工業化遭擠壓并開始出現停滯和衰退現象;二、目前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是偽城市化——即土地城市化與工業化反向運行,是擠壓犧牲工業化、與房地產(泡沫)相互催化的城市化。
從經濟學意義上來看,工業化創造供應、城市化創造需求,工業化和城市化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實證研究上,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都是依靠工業化和城市化兩個進程共同推進完成的。工業化以城市化為基礎,城市化需要靠工業化來推動。工業化所創造的供應主要是提供給城市人口和出口(外國城市人口),而工業化所要求的社會分工,也只能在城市(化)中完成。
但也有例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倒下的冰島,就是泡沫經濟的典型代表;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北愛爾蘭和西班牙也是歐洲房地產泡沫的縮影。
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房地產三者關系也同樣屬于例外且更為典型。改革開放之后的30年,其中前20年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是相互促進的;但自中國開始土地資本化和貨幣化后,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崛起”后,城市化與工業化開始出現反向運行,而與房地產“大躍進”相擁并互相催化越演越烈。
近年來中國工業化、制造業出現了新的現實狀況:第一,自2004年起,中國出口增長創歷史新高,同比增幅達35.4%。這之后,制造業成本一直在全面上升。制造業平均工資上漲超過150%,地價上漲超過70%,人民幣升值接近30%。第二,從制造業外遷角度看,據波士頓咨詢公司調查分析,有40%以上美國在華制造業回遷美國。聯合國(微博)貿易和發展組織日前發布報告稱,2011年流入東南亞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為1170億美元,增長26%,已遠超過中國同期不到8%的增長水平。今年以來,中國FDI下降更趨明顯。商務部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7月吸收外資累計666億美元,同比下降3.6%。這已經是連續8個月出現負增長。第三,從“產能過剩”角度看,據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陸家嘴(10.90,0.05,0.46%)論壇講話提供的資料顯示,早在2009年,24個工業行業中,21個已經產能過剩。凡屬技術成熟的制造業,幾乎找不出一個產能不足的行業。第四,從出口民營企業減產、停產和破產倒閉看,據浙江省人大2012年上半年運行調研數據顯示,僅溫州市3998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已經停產的就有140家,六成規模以上企業出現減產停產,產值同比下降的有2776家,下降面達57%。而新興產業中的光伏行業,最大的前10家企業債務累積達1110億元,整個行業都已接近破產邊緣。其中前兩名的江西賽維和無錫尚德已經開始接受地方政府救助。
之前的中國制造業,在對外方面,曾經是創造世界經濟奇跡的“中國制造”,一度所向披靡、打遍天下無敵手;在對內方面,又創造了全球舉世無雙的3.3萬億外匯儲備和13億人口背景下的用工荒現象。
目前,工業化低端供應全面過剩與高端供應又不能滿足需求的情況并存;實際城市化不能滿足工業化的需求——國內消費率僅36%;而偽城市化所創造盡是泡沫化的房地產投資和投機需求。
土地財政的每一筆收入都對應著支付人(農民被征用土地者和高價房購買者)的一筆負債。土地財政的每一元錢都會轉換成相應的社會經濟成本的增加。
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土地金融和地方債務,在經濟上已經造成他傷——損害了中國的制造業,還將造成自傷——地方財政未來無錢可用。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土地金融和地方債,就如同在牌桌上賭博,拿到了一手臭牌卻拼了命地下注。
正如哲人所言:“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所有經濟要素中土地資源是一切要素成本之母和基礎。中國的城市化應該推動和促進工業化發展,而與房地產相擁必將會是“滿城盡是泡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