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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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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城鎮規劃效果，失敗的住宅建設項目，這些因素都強化了慘無人道的經濟剝削所帶來的種種苦難。這樣的后果，到了19世紀30年代，就已經被社會公眾普遍認識到了。但是，社會設法鏟除這些弊端的種種努力，甚至包括為社區提供各種基本衛生設施等內容，卻都顯得非常軟弱無力，時斷時續，簡單膚淺，而且進度極其緩慢。在比較擁擠的城市中心地帶，情況更是如此。因為那里的居住擁擠狀況大大刺激了房地產價格，結果讓齷齪不堪的貧民窟住宅，比起體面的中產階級住宅區，反而更能讓房地產所有者有利可圖。
在20世紀20年代，當美國區域規劃協會（RPAA）成立的時候……只有少數人開始認識到，美國大都市，以及發展中的城市，其社會生活質量當中存在一些根本錯誤的東西。不僅如此，城鎮當局已經采取的措施力度很不夠，有必要采取更加大膽有效的措施，否則這些城市就將喪失社會平衡，市容景觀也將敗落得無法居往和工作。當時，許多人把一些新現象錯誤地當成健康的社會生活以及經濟繁榮的證據。不久卻被證明，擁擠的街道和飆升的地價，都不過是社會運行不良的病態表征，城鎮規劃工作中的缺點開始顯現。如今城市社區中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和缺陷，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已顯露端倪：包括長期貧窮、敗落地帶、骯臟的貧民窟、少年幫派打架斗毆現象、種族暴亂、警察貪污腐敗、警察的野蠻暴力（而且到達最高級別），以及城市醫療衛生、學校教育、社會治安等方面的長期績效不佳。
不過，直至大量人口紛紛逃離城市的時候，人們才開始認識到，美國大都市中心地區社會生活的整個模式發生了嚴重問題；而且，凡是有辦法的人們，都紛紛拋棄城市逃往鄉村，就是這一嚴重問題最主要的證據。事實上，他們早就開始逃離城市了，到郊區的居住區去，那里有可愛的花園，靠近樹林和田野，環境寧靜安全，還能享受有鄰居的社會交往；這些生活品質，都是繁榮富裕的大都市中心地區早就喪失掉的了。但是，城市的管理者們卻未能把這些敗落現象當作警號，大力恢復和改善城市中心地區，反而抓住機會，大力興建和提供逃出城市的手段并從中牟利，首先興建了鐵路、地下鐵路，電車線路；隨即又大力興建高速路、橋梁、隧道等等，大力提倡發展小汽車。于是，自發的城市擁擠，又在同樣自發的疏解擁擠的手段和城市人口疏散中，漸趨平衡了。這個過程中，城市本來作為集中的社會群集，能夠提供豐富多彩社會生活的人類生存環境實體，作為能夠激發靈感，提供精神享受的奇妙構造，則消失了。
大都市中心擁擠地區的生活條件越是惡化，其向外圍郊區擴散人口的范圍也就越是擴大。最終，一座大都市外遷人口的擴散范圍，與另一座大都市外遷人口的擴散范圍互相匯合，形成一大片無組織形態、無規則形狀、低等品質的城市性質組織構造（urban tissue）；如今人們給這種形態取了個外號，叫做都市連綿區。這種所謂都市連綿區的聚集現象，被城市社會學家們看作近年來同時發生的工業技術發展趨勢的產物，其實就如同大都市的外遷人口流動現象本身一樣，都是技術條件變遷的產物。但是，帕特里克·格迪斯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發現，并且命名了一個很類似的市郊地區人口隨意流動和聚集的現象；這就是英國煤炭產地附近的人口任意流動和互相聚集，形成了大片的準都市地帶，格迪斯極力準確措辭，稱之為“聚合城市”（conurbation），實際上，后來的發展趨勢證明，將其稱為“反城市現象”（anti-city）恐怕更恰當一些。后來一些觀察家，有些把這些帶有城市特點的聚集現象（urbanoid massing），稱之為城市發展的新形式；有些則紛紛贊揚，認為這是更復雜、更高級的城市替代物，盡管也更難控制、更難規劃。無論如何，這其實都表明，他們根本就沒有弄懂真正的城市功能是什么，根本就沒有弄懂真正的城市目的何在。
不管怎么說，城市人口這種向外擴散的最終結果，與H·G·威爾斯在20世紀之初曾經未卜先知的預言過的情形一摸一樣。那時候他曾經在自己的著作《有關機械進步與科學發展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影響一些基本預測》（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當中就曾預言過這樣的人口流動。不過，可惜他沒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預警，警告這種趨勢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解體危險。然而，這樣的危險趨勢就在我們眼皮底下一點點成為現實了。結果，我們所謂的“美國大都市社會”的居住區，如今幾乎要完全裂解為兩個互不相干的貧民窟世界：一方面，是上層階級的貧民窟，也設計成高層樓房，由政府資助或者無政府資助興建而成，佇立在那里成為富裕階層的象征符號；另一方面，就是下層階級的貧民窟，外觀上看與前者幾乎毫無差別難以區分，是最低收入階層的住宅，主要居住著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其大多數是從條件更差的波多黎各的首府圣胡安（San juan）或者美國南方腹地等地區逃離出來的。在這兩者之間的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階層的人士們呢，則都蜂擁到郊區，去躲避城市的擁擠了。
如今許多人談論美國當前城鎮化水平的增長狀況，但是假如把這些話題轉換成具體條件，你就會立即理解，社會學家們是在使用很粗淺的語言講述著人們喪失城市生活的過程（dis-urbanized），因為他們不再擁有城市，不再居住在城里，不再享有城市社會先進豐富的文化積累，或者僅僅只能作為觀覽客人或者暫時住客，臨時來享用城市的這些社會優勢：包括面對面交往、多元文化積累、探索人類的重要問題，等等。由于美國大多數非農業人口如今都居住在郊區，無論條件更好還是更壞，而且越來越多，所以，范圍廣大的農村地區，包括那些還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地區，都的確越來越像郊區了，這是從其人口的社會構成上來看。而與此同時，那些大都市中心地區里緊抱城市居民地位不放的人們，卻為此地位冒著喪失生命的危險；甚至，在一些小型城鎮當中也是如此，因為那里種族主義仇恨情緒猖獗。并不需要一道柏林墻來實行隔絕，在鍍金的貧民窟和暗淡無光、長銹的貧民窟兩者之間，是老死不相往來的；或許某些類似紐約城的斯泰弗森特鎮區（Stuyvesant Town）那種離奇的遺留下來的圈占地范圍內是個例外。無論如何，當今美國大都市內，即使是在大白天里也無法避免遭遇搶劫、強奸、兇殺的危險；大都市里每個出租車司機都能給你講述這類故事……
與此同時，在過去三十年內，美國大都市社會人口的種族構成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都市居民遷出所造成的城市真空地帶，如今正源源不斷涌入一支國內新的移民大軍。美國大都市社會面臨的這種大量涌入的國內移民，這才體驗到了歐洲社會在1870—1920年這半個世紀中曾發生過的大量移民涌入所造成的巨大困難。美國由于新涌入大都市的這些人口主要是兩類少數民族，他們地位低下、貧窮，缺乏教育，除了從事農業又無其他職業訓練基礎，數以萬計的人不會講英語，這樣就很難給他們找到工作。盡管美國國會在過去數年中已經努力限制外國移民準入數量，但卻無法限制或者指導國內移民的流向，也無法將其限制在大都市每個社區能以消納和同化的水平上，更不用說通過提供工作就業機會、提供住宅和學校等辦法，將其分散到更多的社區去。
即使這些大都市自身未曾陷入目前債臺高筑的窘迫境地，這些新來的移民造成的巨大困難也同樣難以應付。因為，目前他們自身已經無力依靠自己財政預算來為現有人口提供足夠的學校和醫院，且不說足夠的新型住宅。即使考慮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資助，有足夠大資金提供住宅建設和房租補貼，在如此突然降臨的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勢之下，如在紐約或波士頓這類大都市內，大多數移民將不可避免地還是要住進那些跳蚤、臭蟲叢生，骯臟惡臭，擁擠不堪的住宅區里。
由于各種基礎設置嚴重缺乏，缺少光照、新鮮空氣、活動空間、私密空間、衛生設施、學校等等必要條件和設施，這些少數民族移民人口，包括新來的和長久居住在都市里的，其生活的悲慘狀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市政當局卻慢吞吞，長期拿不出辦法解決這些窘困。這種狀況無非反應出早些年代他們同樣的被動處境，面對房地產經營商、銀行家、保險公司對于城市現狀的不滿，他們也曾一籌莫展，拿不出辦法改進城市管理。如今這種局面和19世紀90年代的類似情況比較，兩者的不同僅僅在于，如今的新移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新的期望……
現代城市發展當中這類負面后果，包括犯罪率上升、青少年墮落、濫用毒品、暴力泛濫等等，都不能僅靠本地一些權宜之計補救措施來治理，因為，這些問題反映了我們當代文明深層次機體上的病理癥狀。可是，這一觀點至今遭到一些規劃師們、城市管理部門負責人、社會服務工作者們的堅決抵制；他們認為這些看法是“不現實的”，是“悲觀失望的表現”，甚至是“宣揚人間浩劫論調”等等，不一而足。他們僅只相信自己那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療救辦法，認為這些才是改進城市社會唯一可行的和可以接受的途徑，而絲毫不考慮從根本上重新評價我們的制度環境，更不考慮在此基礎上的更新改造。
以如此態度拒絕深入考察城市社會敗壞的深層原因，而且，是在大量可以支配的剩余能源、財富、知識本該用來大大改善城市社會的時候拒絕深入思考城市問題。這樣的拒絕態度尤其清楚的表現在1938年，當我的《城市文化》首次出版的時候。其實，那本書當中對于城市發展的思考和研究，總體上看，內容完全是充滿希望的、建設性的，讀者是能夠接受的。但是，一些批評家卻單單挑出了其中“地獄簡況”這一個篇章，硬說這是黑暗的主觀臆造，不適用于美國當今的城市文化研究?！暗鬲z簡況”有些人的感覺無法接受，其實在這個章節里我只不過是總結了當今城市社會生活的解體過程，以及，假如這些解體的趨勢不加制止，任其延續，城市則最終可能遭遇的命運和結局。我的這一總結，無非重申了我的導師帕特里克·格迪斯的基本預想。
實際上，格迪斯早在他這一預想中就回溯過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將其表現為一個上升的弧線，以古希臘城邦為起點，在大都市（metropolis，或稱母城）階段升至頂點，隨即，該弧線開始下降，在巨型城市（megalopolis）階段因城市自身過度發展而遭受制約，隨即進入寄生城市（parasitopolis）階段，繼而進入到病態城市（patholopolis），直至進入到終結階段的死亡城市（necropolis），亦即死者之城。如今，有些人如此忙不迭地要詆毀格迪斯的聲望和歷史地位，我這個章節的文字他們顯然就沒有讀完，他們沒有看到，就在這章節的結尾部分，我論述了城市“復興的可能性”以及“救贖的征兆”。假如他們耐心閱讀了我這些論述，他們就不會如此匆忙地攻擊我，硬說我依據格迪斯關于大都市過度發展的純粹學理性的論述，就認為這個最終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是無以療救的。
事實上恰好相反，我已經指出，城市，由于它不僅僅是具有生物學有機特性，因而往往表現出過早的老化和衰退現象，同時也會在其生命周期的較晚階段經歷某些新生過程，因而重獲生機。所以，我完全沒有否定大型中心城市的價值；相反，我還說過，至少需要大約30座大城市擔當國際交往的媒介，擔當世界文化的容器。但是，僅僅由于我除了看到這些正面成就，還看到并且指出了如今正在毀壞城市生活的種種負面、病態現象，一些批評家，不知道出于什么奇怪的邏輯，就把我說成是城市文明不共戴天的死敵。
在《城市文化》一書結尾的地方，我落筆的時候，已經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浩劫和美國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卻仍然滿懷信心地寫到，“我們已經能從建筑物和新社區的規劃方案當中看到，機械文明帶來的知識和規則，已經化為更強有力的客服困難的偉力，化為更具人性化的美滿結局。我們還能從種種設想和具體方案當中看到，如今人類已經能夠突破大都市現有環境陰險的局限。不錯，我們有許多東西都需要拆除，我們有更多的東西需要重建。而且，基礎都已經準備好了……”
如今，這些美麗言辭聽起來已經過于空洞了，然而其中所提出的思想內容卻不失其現實價值，即使是在那個已經為時過晚的時候：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快就毀滅了這些天真的幻想和美夢。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公民非但沒有為建設一個更富合作精神的美國文明奠定基礎，而且很不情愿地將自己的命運交托給了——用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準確措辭來說——美國的“軍事、科學、工業的精英階層”。但是，這個精英階層把永久的戰爭狀態強加給了全社會，又把大規模生產毀滅性武器的任務擺在高于促進人類福利的地位上，因此他們奠定的不是生命經濟的基礎，而是“反生命經濟”的基礎；這種經濟的每個組成部分，都非常巧妙地對準著死亡。不信就看看這個體制當中，每年有57%的預算都用于軍事目的，而只有6%用于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福利事業。
但是，如果說我對于美國城市更新的夢想不久就完全破滅了，那么，我對城市未來那些更加陰沉的預想和猜想，卻完全應驗了；而且，比我料想的還要快，還要早得多！《城市文化》出版僅僅兩年之后，歐洲大都市的中心地帶，一個接一個地遭到狂轟濫炸，變為廢墟。首先是波蘭首都華沙和荷蘭港口鹿特丹，接著就是倫敦和柏林；接下來，大屠殺擴散得越來越廣泛，一系列中小城市遭到毀滅。絲毫都不奇怪，這場大屠殺和災難中驚魂未定的幸存者們，完全不覺得我對城市未來的預斷過于悲觀，因為我所預言的“死亡這城市（Necropolis）”，就在他們周圍眼睜睜變成了現實。這些空襲災難起初是納粹德國空軍制造的，后來又有同盟國空軍競相效法，也來一起狂轟濫炸共同制造了空襲災難。所以，我的著作可能在美國幾乎看不出任何影響，而后來至少納粹德國空軍和同盟國的空軍都讓我關于死亡城的預言都應驗了，盡管無形的道德崩潰遠比有形的物質環境破壞更嚴重。
事實上，我關于城市研究的全部思考，幾乎都集注于如何在區域規模范圍內重建和復興城市，包括舊有城市和新社區；集注在如何通過激勵我們當代文明中已經十分活躍的再生和創造過程為此目標服務，以及集注于如何為這一切措施首先奠定社會基礎。正因如此，那些始終密切關于我的工作和著作的人，一旦面對這一繁重任務，也就不會感到措手不及。這也就回答了，為什么《城市文化》在歐洲會產生那么深遠的影響力，幾乎與此書的直接價值效用不成比例。因為，在英國，人們如饑似渴地鉆研、討論這本書；不僅如此，我還聽說，當頭上還在丟炸彈，這本書就已經被當作教科書，在波蘭規劃師開辦的地下建筑學校里，為未來的城市復興培養新一代的工程師了，向他們講授了城市發展和復興的新概念。這樣做的地區和國家，還包括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希臘等地。出現這種局面，一方面令人感到震駭，又如此令人充滿希望，同時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激勵，鼓舞我繼續深入研究和思考問題。
這樣，到了1945年，借著為阿伯克龍比和福肖（Forshaw）設計的大倫敦規劃提意見的機會，我專門羅列出未來應該采取的步驟，我提議除建造必要新城鎮外，為防止倫敦將來繼續發生擁擠，作為主要措施之一，應該把本地政府和商業辦公設施疏散到周鄰的郊區各地，以便減輕上班通勤乘車一族每日往返倫敦中心地區的交通壓力，同時還可以恢復大都市區域本身的居中區功能，而且讓它具有可與郊區類比或更加優越的舒適感，還享有更好的條件加強人際溝通，而且還不會因路途花費時間、精力。這樣，就可以在確保人文尺度基礎上實現城市的重建和復興。
這些具體提議，概括起來包括：興建一系列新型城鎮；把一些職能部門和工業設施從擁擠的中心地帶遷移到相對空曠的地區；規劃鄰里住區，以便利家庭生活并且促進社區自治活動；建立和完善區域的權威機構，以便在更廣闊范圍內指導本地區城市發展工作等內容。實際上，這些具體措施，從1947年在英國就已經蓬蓬勃勃地開始實施了，只有最后那項建立區域權威機構或許算是個例外。而且，即使是最后這一項，因為它體現了大都市權威向區域范圍的一個必然延伸，所以，如今這項內容也已在熱烈討論積極商榷之中。可見，不論還可能增加什么其他首創精神和修訂內容，上面這些具體建議都已經被證明是實際可行的。其中的新城鎮建設計劃認為，大力興建新城鎮可以實現工業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多方面好處，其效果是任何擁擠的大都市社會都無可企及的。然而對此提議，卻有人提出異議，甚至表示輕蔑。事實上，新城鎮建設運動是如此卓有成效，以致連一些精明的投機商人都垂涎三尺，受到未來地產價格增值盈利豐厚的誘惑，躍躍欲試地想要“接管”那座資格最古老的新城鎮萊奇沃思（Letchworth）。無論我自己在這一計劃中貢獻多么微不足道，至少，我的各項提議都先于戰后各國的立法和建設的實踐。
可是，我有個你不可不接受的客觀理由，還是要詳細講講這個問題。這就是，我必須指出：盡管英國大力興建了住宅，改進了城鎮規劃，還在欠發達地區千方百計振興了工業生產，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西方文明社會中到處都有的那種社會解體的總過程，以及道德敗落的總趨勢，在英國同樣也發生。這就不能再歸結于戰后時期的蕭條和衰落了。三百多年來的野蠻剝削、奴役、破壞，以及種族滅絕的種種做法，已經在文明社會機體上留下了深深印記。如今，英國的情況絲毫都不比美國更美妙，城市社會解體的種種一模一樣的跡象，無論如何在英國也都大量顯現了：警察的貪污腐敗、亂交與性亂、超乎常規的繁衍生育過程、公開的種族沖突和階級對立、濫用毒品、五花八門的虐待行為、公然的犯罪行為，等等。一種反對生命的邪教主張（the cult of anti - life），本來已經非常形象地體現在當代先鋒派藝術和戲劇當中，如今又非?；钴S地進入了大都市常規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實際上，病態城市、寄生城市，正在飛快地確立地位，同時變成當今城市社會的常態；或者說，變成了反面的天堂：那是精神病患者和罪犯們的理想環境，是玩世不恭、落魄者和道德敗壞者們的理想家園。城市發展進化的最終階段，從未像今天這樣貼近我們。
可是，在任何社會的機體中，升發之氣，亦即恢復建設的過程，與沉降之氣，亦即破壞性過程，兩者是肩并肩地同時進行的；這趨向正如一切活體有機生命體內的情形一摸一樣。只要是建設性的過程一日還居于主導地位，該生物體就一日不會死亡。而且，只要它還未超出自由攝取能量和資源的邊界，只要它還有自我支配和自我復制的能力，只要它不超越這些限度，該生物體就能夠繁榮昌盛。而當今局面非常特別又非常危險之處在于，當致命武器和宇宙火箭的生產不需要能源的時候，那些多余的可以利用的能量和資源，卻被官僚集權體制和工業技術過程吸收掉了；并且，這些體制還把城市社會的各種專業組織擴散到更加廣闊的范圍之內。這些分散的、各自獨立的城市組織和社區，都再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命運。結果，假如出現任何問題，無論局部的或者全體的，那些失效部分，可以說是不能就地修理的，而只能是“送回到工廠去修理”。
這些事實讓我完全信服了；而且，我想，也可以說服一切不抱偏見的冷靜觀察者。少數民族的騷動，進而制造暴力，這些現象一而再、再而三地爆發出來，都是有其深層根源的；這些深刻根源不僅僅存在于我們的那些大都市破壞不堪的物質環境當中。新近又爆發了一些示威游行和騷亂反抗，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是對長期以來的貧窮、壓迫、貧民窟住宅、失業、社會歧視、警察敵意、族群分割、社會弊病等等早就該爆發的激烈反應。但是，有一些城市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治理這些社會弊病，包括底特律、紐黑文城等城市，這類城市在新近這些危機爆發時卻也未能幸免，與那些冷漠懶惰，無所作為的城市，幾乎毫無二致。由此看來，盡管我們還面臨城市重建的繁重任務，還要把我們的城市建設成為輕松愉快、撫育生命的可愛環境，但是，這些措施和努力卻絕對不是萬應靈藥。盡管這些努力能夠增強城市的種種善美和優點，卻絲毫不能消減城市的弊端和邪惡。原因在于，城市的弊病和邪惡，不是本地社會能夠控制的，其根源也不僅僅是本地的。(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