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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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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演講內容：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內涵和原因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內涵
世界銀行(微博)《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義是指，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高收入的門檻。這主要是因為，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很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從戰后世界經濟發展進程看，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未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國際上比較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但就比較大規模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數據庫按匯率折算的當年美元計算，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和韓國分別用了大約12年和8年。若按國際上比較公認的麥迪遜數據庫采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以1990年國際元為基準(下同)，日本195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136國際元，1971年達到10040國際元；韓國1974年3015國際元，1993年達到10391國際元，日本和韓國分別用了14年和19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還有一些國家經濟增長出現大幅波動，即便在短期內取得高增長，也難以持續。前者如馬來西亞，按匯率折算的當年美元計算，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后者如阿根廷則，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若按麥迪遜數據庫采用購買力平價計算，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3657國際元，2008年仍為9912國際元；阿根廷1964年已達到5926國際元，以后長期在六七千國際元徘徊，2008年才突破一萬國際元。拉美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如巴西、墨西哥，雖然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但幾經反復，一直沒能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見圖1)，因而有人還將“中等收入陷阱”稱為“拉美陷阱”。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為什么在起步階段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命運，關鍵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階段的獨特挑戰。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轉換發展模式錯失時機。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大多具有廣袤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礦產資源，憑借這些有利條件，這些國家曾經實現了一短時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二戰后還創造了世界廣為關注的“拉美奇跡”。但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這些國家工業化就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就是長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和大企業壟斷模式，從普通消費品進口替代，到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沒有及時轉換發展模式，實施對外開放和出口導向戰略，脫離全球技術變化主流，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后陷入債務困境，仍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于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沖擊。
第二，科技發展創新缺乏動力。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于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拉美國家長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技術創新動力不足，上世紀80年代后又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大幅削減公共財政預算，研發投入急劇萎縮，喪失了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重大機遇。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長期實行加工貿易，在亞洲金融危機后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再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與缺乏技術創新動力也有直接關系。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貧富懸殊和社會結構兩極分化，迫使執政黨采取民粹主義的分配政策，提出高福利承諾以緩解社會壓力，但是政府財力不支撐透支性的福利政策，最終導致高通(微博)貨膨脹和資本外逃，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沖擊。新上臺的反對黨政府同樣沒有能力和勇氣擺脫惡性循環，政權快速更替和惡性通貨膨脹相互伴隨，致使兩極分化現象長期化(劉鶴，2005)。如上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在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同時，教育機會不公平現象加劇，使貧困“再生產過程”循環反復而成為難以抑制的頑疾。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上世紀80年代后受“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放任市場機制作用，政府宏觀調控被極度削弱，宏觀政策缺乏穩定性，加之政府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和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沖擊。阿根廷在1963年至2008年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經濟危機時期。
第五，體制調整變革嚴重滯后。在拉美國家，體制調整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調整變革，或者把變革減小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從日本、韓國等國的經驗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特別是從“模仿”到自主創新的轉換，比如，韓國上世紀70年代“漢江奇跡”主要依靠出口導向戰略，但進入八九十年代，面對國際競爭主動求變，將發展方向從扶持和保護產業轉向鼓勵競爭和創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紀的科學技術發展長期計劃》，實施“科教立國”戰略，把握世界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明顯提升。同時，日本和韓國在由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國家進程中，都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擴大，日本60年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韓國70年代推行“新社區運動”，縮小了居民收入和城鄉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趨均衡，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了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
二、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面臨的挑戰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9748元，按年均匯率計算已經超過43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2008年的劃分，人均國民收入975美元或以下為低收入國家，976～11905美元為中等收入國家，11906美元或以上為高收入國家，其中中等收入以3855美元為界，在此以下為中低收入國家，在此以上為中高收入國家。按此劃分，我國已經由中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國際經驗表明，這個階段往往是矛盾和風險凸顯的階段。我國在進入這個階段后，同樣面臨諸多特有的挑戰。
(一)高儲蓄率將發生調整
高儲蓄率和由此帶來的高投資率是支撐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2010年我國儲蓄率高達52.6%，比1978年提高14.7個百分點，年均上升0.46個百分點。今后一個時期，決定儲蓄率變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撫養比上升和體制政策調整帶來的預防性儲蓄減少。實證分析表明，儲蓄率與人口撫養比呈逆向變化關系，撫養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儲蓄率下降0.8個百分點。過去30多年我國儲蓄率持續提高與撫養比不斷下降是分不開的(見圖2)，但這種情況將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和老齡化進程加快而發生改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預測，我國撫養比將在2014年達到35.4%的最低點，之后將開始上升，至2020年達到39.7%。加之社會保障覆蓋率提高，公共服務不斷改善，居民用于養老、醫療和子女教育的預防性儲蓄趨于減少。這些變化將促使高儲蓄率向下調整，并直接引致投資率下降，依靠投資高增長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局面將發生變化。
(二)勞動力成本趨于上升
低成本勞動力的充分供給是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源泉。勞動力的充分供給源于新中國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注：中國的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是1954-1957年，第二個人口出生高峰是1962-1969年，第三個人口高峰是1984-1987年。第一、第二個高峰的出生率高于3%，第三個高峰的出生率為2%左右。)和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現在已經開始進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齡，勞動年齡人口正在逼近峰值，加之農村人口的轉移速度下降，勞動力的供需形勢正在發生新的變化。根據聯合國(微博)的預測，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于2015年達到峰值，總量為9.98億人。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在1970～2010年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高于總人口增長率，而此后則呈現相反的趨勢，這意味著勞動力的供需形勢正在發生變化，“人口紅利”將進入拐點時期(蔡昉，2010)。從近年來農民工中青壯年比例不斷下降的情況看，我國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的供求關系正在發生全局性、趨勢性變化，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的趨勢正在逐步顯現，“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步減弱。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必須更多依靠勞動生產率提高和科技創新的驅動。
(三)全要素生產率貢獻趨于下降
國內學者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測算結果表明，過去30多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總體呈上升態勢，但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已呈現下降趨勢。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計算結果，1979～2007年間，資本、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53.5%、25.3%和21.2%。
上世紀后2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呈現上升趨勢，90年代比80年代增加了20個百分點，但2000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出現明顯下降。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很多，如技術進步、管理創新和體制變革，但對處在高速增長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勞動力由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較高的部門轉移，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通常情況下，第二、第三產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是第一產業的5～6倍。但種種跡象表明，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已近尾聲，今后一個時期轉移規模和速度將繼續下降。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與發達國家技術水平的差距縮小，技術引進的“外溢效應”減弱，而自主研發能力受到人力資本和體制條件制約，短期內難有大幅提升，要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難度將明顯加大。
(四)工業規模擴張難以持續
工業的規模擴張是推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本世紀以來，我國第二產業和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高于經濟增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持續提高。2001～2010年，第二產業和工業增速分別為11.4%和11.3%，分別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速0.7和0.6個百分點。2008年我國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2.9%，達到歷史高位，近兩年來，工業增加值份額有所下降。我國現有工業增加值占比已超過主要國家的歷史高點，難以再出現大幅提升。在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中，如德國工業增加值占比峰值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國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同處東亞地區國家，日本工業增加值占比峰值為1970年38.8%，2007年降至22.8%；韓國為1987年的34.5%，2007年降至31%。這些國家在工業增加值占比達到峰值后，都經歷了一個持續下降過程。總體上判斷，我國的工業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隨著工業產能趨于飽和，規模擴張的空間逐步縮小，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或將趨于穩定。
(五)外需拉動作用減弱
外部需求擴張是本世紀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因。2001～2007年我國外貿出口年均增長率為21.6%，即使在外部環境開始變化的2008年，外貿出口仍保持了17.2%的增長率。這個時期是改革開放以來外貿出口增速最快、增長最為穩定的時期。但是，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出口高速增長的特定國際經濟環境難以重現。美國等西方國家試圖改變過度依賴負債消費的發展模式，實施“五年出口翻番”戰略，通過對出口企業給予援助、大幅提高中小出口企業貿易融資、放松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迫使貿易伙伴擴大市場開放和放任美元貶值等手段促進出口。與此同時，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各國對市場的開放更加謹慎，加之我國已成為第一大出口國，貿易摩擦事件頻率明顯增加。一些西方國家借自主創新、政府采購、人民幣匯率等問題頻頻向我施壓，我國依靠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難度明顯加大。今后一個時期，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因外部環境變化而明顯減弱。
(六)資源環境硬約束強化
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與資源和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是分不開的。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鋼材(3918,2.00,0.05%)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氣占10%。中國電力、鋼鐵、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今后一個時期，隨著經濟總量的繼續擴大，資源和環境硬約束將持續加劇。以能源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長期規劃綱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30億噸標煤左右。但事實上，2010年能源消費總量已經達到32.5億噸標煤，比2000年的14.5億噸標煤翻了一番多。2000～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費量大約為1.7億噸標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費量仍維持在1.7億噸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將達到50億噸標煤。這樣大規模的能源消耗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我國已經向國際社會承諾，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這將對能源消費過快增長形成明顯約束。
(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現擴大趨勢。近年來，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從城鄉看，197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續擴大，2009年擴大到3.33倍；從地區看，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區是最低的地區2.4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地區差距是4.2倍；從行業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前10個行業與最低的后10個行業之間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擴大到2009年的4.1倍；從不同收入群體看，2000年城鎮20%的高收入戶收入是20%低收入戶收入的2.1倍，2009年擴大到5.7倍，農村由同期的6.5倍擴大到7.5倍。一些壟斷行業、企業高管的高工資、高福利、高保障與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國有困難企業職工等低收入群體的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形成巨大反差，使實際收入差距要比名義收入差距更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已經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焦點，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將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從拉美和東南亞等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經驗看，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沒能有效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問題。
(八)社會矛盾明顯增多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社會結構、社會價值理念和社會組織形式發生變化，城鄉家庭小型化、住房自有化和就業市場化，使社會主體的多元性、獨立性、選擇性明顯增強，社會利益格局更加復雜多樣。由于不同群體利益差異擴大，而協調不同群體利益關系的機制尚未形成，往往容易引發利益摩擦和糾紛。與此同時，在物質生活改善后，人民群眾對行使民主權利、維護自身權益和參政議政的要求不斷提高，對創新社會管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這些問題處理不當，就會使潛在的矛盾顯性化，并可能誘發群體性事件和系統性風險。
綜上所述，我國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高儲蓄率將發生調整，勞動力成本趨于上升，全要素生產率貢獻趨于下降，工業規模擴張難以持續，外需拉動作用減弱，資源環境硬約束強化，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各種挑戰更加嚴峻復雜。我們要總結和吸取國際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加快推進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有效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水平，特別是要下決心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有效應對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面臨的各種風險和挑戰。
三、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潛在增長率趨于下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一個持續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期。1979～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9%，明顯高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平均增速，也一直高于國際組織最樂觀的預期。世界銀行1997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國2020》預測，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將從1985～1995年的9.8%降低至2001～2010年的6.9%。但事實上，中國2001～2010年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0.7%。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成功地實施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有效擴大投資需求，刺激消費需求，促進工業生產回升，緩解就業壓力，2008年和2009年經濟增速依然達到9.6%和9.2%，在全球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向好，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態勢沒有因為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發生改變。但要清醒地看到，經過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正在發生變化。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潛在增長水平將逐步下調，有可能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換，這個轉換過程與中等收入階段相互疊加，有可能使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更加嚴峻。
(一)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國際經驗
從國際經驗看，在經過一個時期的高速增長、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中高收入水平后，幾乎所有經濟體的潛在增長率都出現大幅下降，并伴隨出現一個經濟減速或者調整的過程。潛在增長率，通常是指一個經濟體在特定時期內，各種資源得到優化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從短期看，受到需求因素影響，實際經濟增長往往圍繞潛在增長率上下波動，但從中長期看，可實現的經濟增長率是由潛在增長率決定的。
有學者通過國際比較研究得出，在高速增長持續二三十年之后，多數國家增長速度從第三個10年開始明顯下降，到第四個10年，大多數則進入了低于4%的增長時期(江小娟，2004)。從日本、韓國的發展歷程看，它們都經歷過一個從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轉變過程。日本在經歷1973年的石油危機，韓國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高速增長過程基本終結。國務院發展中心根據日韓德等國的情況，提出經濟增長率通常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萬國際元(1990年國際元，下同)左右，從高速增長階段過渡到中速增長階段，增長率下降幅度約30%～40%(發展中心，2011)。由此可見，高速增長經濟體在達到中高收入階段后出現潛在增長率下降和經濟增速大幅減緩是一個普遍現象。
我們利用麥迪遜數據庫進行大樣本統計，對125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出現經濟增長急劇放緩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1000國際元，中位數為9500國際元。但圍繞均值，經濟增速放緩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有很大的波動區間，5000國際元以下出現經濟增長急劇放緩的占14.4%，5000～10000國際元時為40.4%，10000國際元及以上為45.2%。絕大多數經濟增長急劇放緩出現在4000～15000國際元之間，約占全部國家的四分之三(見圖3)。
圖3 高增長經濟體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時人均GDP(1990年國際元)分布
(二)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趨勢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發生變化和儲蓄率逐步下降，資本形成和勞動力增長放緩，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短期內難有大幅提升，潛在增長水平下降可能難以避免。從國際機構對未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研究看，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經歷一個增速緩慢下降過程。據世界銀行專家預測，2011～2015年中國年均潛在增長率將為8.4%(見表2)，2016～2020年下降到7.0%(高路易，2010)。國務院發展中心計算的結果顯示，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很大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個臺階，降低2～3個百分點，時間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用三種方法測算的均值是，2011～2015年經濟增長率為9.1%，2016～2020年下降到7.1%。
依據麥迪遜數據庫，201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7371國際元，根據預測，2015年將超過11000國際元。這意味著我國將在“十二五”結束時，進入經濟減速的高概率區間，進入“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速下降趨勢將更加明顯。通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計算，2011～2020我國潛在增長率將比2000～2010年下降2.9個百分點，其中勞動力供給減速將導致經濟增長下降0.4個百分點，高儲蓄率調整向下拉動潛在增長率約0.9個百分點，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減弱將使經濟增長下降1.5個百分點。今后10年特別是2015年后，我國潛在增長率將會出現明顯下降。
從國際經驗看，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不僅經濟增速明顯放緩，而且經濟結構也發生明顯變化，在生產結構中，農業特別是制造業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比重明顯上升，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在支出結構中，投資率明顯下降，消費率明顯上升，消費成為需求增長的主體；在收入結構中，企業收入占比明顯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顯上升，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增長質量有所提高。同樣，中國經濟結構也將隨著經濟減速發生新的變化。但是，經濟結構調整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必須以發展方式轉變和體制創新為重要前提。
(三)潛在增長率下降帶來的風險
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帶來的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轉換，不僅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具體時間要求，既轉變發展方式要在增速回落前取得實質性進展，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應對的風險：一是高速增長慣性帶來的通脹風險。潛在增長率下降意味著資源和要素供給水平的向下調整，而經濟增速往往會保持原有的慣性。這個時期，資源和要素供需緊張，往往會推高價格并引發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二是增速下降帶來的債務和金融風險，經濟增速下降意味著企業盈利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的償債能力明顯減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高速增長時期超出財力，過度依賴擴張性財政擴大投資規模和盲目擴大福利性支出，負債水平過高，債務規模過大，在經濟減速后，償債能力就會面臨嚴峻挑戰。同樣，銀行在高速增長時期過度擴張信用，在經濟減速后也會出現大量呆壞賬，加之資產估值收縮，信貸回收困難，嚴重時還會引發金融危機。三是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帶來的社會穩定風險。經濟增速下降，意味著就業空間收縮，失業水平明顯上升，社會保障支出將大幅增加。與此同時，收入增長預期不會因為經濟減速發生明顯變化，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需求具有剛性化特征，經濟減速使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處理不當，很容易增大社會穩定風險。
四、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優勢條件
我國正處在剛剛進入中高收入并向高收入邁進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我國既面臨特有的矛盾和挑戰，也具有許多特有的優勢條件。與處在相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相比，我國國內市場規模巨大，科技創新能力相對較強，提升人力資本的空間較大，加之城市化加快發展，區域發展回旋余地較大和深化改革的巨大潛力，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一)內需市場加速擴展
我國人口規模全球最大，甚至比目前所有高收入國家的總和還多。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快速成長，我國國內市場正在加快成長，巨大的消費潛力可以轉化為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近年來國內消費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實施汽車家電下鄉、汽車家電以舊換新和減免小排量汽車購置稅等鼓勵消費的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國內市場規模擴大。應該看到，目前我國的國內市場規模與經濟規模還不相稱。從國內消費看，美國消費率86%，日本75%，德國75%，巴西81%，我國2010年僅為47%；從總消費規模看，美國約為12萬億美元，日本3.8萬億美元，我國僅為2.4萬億美元。未來世界發展，短缺的不是生產能力，而是市場需求，而潛力最大的市場在中國。今后一個時期，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和消費結構升級，國內市場的總體規模將加速擴大。據瑞士信貸銀行2007年3月24日發表的研究報告預測：中國2006年的消費額僅占全球消費總額的5.4%，只與意大利消費額占全球的比重相當，遠低于美國的42%，也低于日本的11.1%、德國的7.3%和英國的6.6%。但到2015年中國的消費額占全球的比重將上升到14.1%，超過意、英、德、日等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市場。
(二)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升
近年來，我國科技投入明顯增長，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升。2009年我國研發(R&D)總經費為5802.1億元，是2000年的6.5倍，年均增長23%，2010年研發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75%，比2005年提高0.45個百分點。但是，我國科技創新能力仍顯不足。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研發活動的僅占6.5%，研發經費支出僅占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0.61%，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上述兩個比例分別僅為24.9%和0.84%，而國外企業平均研發強度在20世紀80年代就達到3%以上，跨國公司多在5%以上。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的態勢尚未形成，企業創新能力仍顯不足，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比重小，且知識產權質量不高。今后一個時期，隨著研發投入的持續增加，科技創新能力特別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突破一批核心關鍵技術，就可以進一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使儲蓄率降低和資本投入增長放緩的影響減弱，并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
(三)“新人口紅利”加快形成
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加快和儲蓄率下調，原來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與此同時，隨著少兒人口規模縮小和比重降低，無論是國家還是家庭的人均人力資本投入都將有所提高，勞動者素質提升可以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完全可以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后，創造和培育由勞動者素質提升帶來的“新人口紅利”。從過去30多年的情況看，相對于經濟增長和物資資本而言，人力資本增長較慢。人力資本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從1985年的30下降到2007年的18，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比值也從1985年的16～19降至2003年的10～11。這不僅表明人力資本相對于經濟總量和物質資本在逐漸下降，也意味著加大人力資本投入的空間十分巨大。近年來，我國人力資源開發取得重大進展，每年畢業大學生約670萬人，超過北歐國家芬蘭的總人口。研究表明，1985～2007年我國人力資本總量年均增長6.52%，1994年以后明顯加快，年均增長7.49%。1995年以前，人均人力資本年均增長慢于人力資本總量增長，而1995年之后，兩者幾乎以相同的年均增長率增長。這說明近年來人力資本的增長主要不是由人口總量增長帶來的，而是由包括教育在內的其他因素所推動(李海峰，2008)。由此可見，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保持人力資本總量和人均人力資本的較快增長，是培育和創造“新人口紅利”的關鍵所在。
(四)城市化加速發展
我國正處于城鄉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2010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49.7%，但仍明顯低于經濟發展水平大體相當的發展中國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銀行專家對城市化的研究表明，城市化率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呈現對數函數關系(見圖4)，我國城市化率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近的國家和地區的平均城市化率相比約低14個百分點，預示著未來我國城市化潛力十分巨大。世界城市化發展經驗表明，城市化率在30%－70%的增長過程是城市化的加速階段，我國目前正處于這個階段。“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化水平將突破50%，城市社會將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城鎮化將成為擴大我國國內需求和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創新，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就可以創造出城鎮基礎設施和住宅建設等巨大的投資需求，以及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而形成的巨大消費需求，并對經濟增長形成強勁的拉動作用。
圖4 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城市化水平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系(2004年)
(五)區域回旋空間較大
幅員遼闊、區域差異大，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地區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但在客觀上也形成了要素和產業發展的互補性，增大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回旋余地。與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和亞洲“四小龍”不同，我國高速增長過程可能會表現出更明顯的漸進變化特征。根據“雁行模式”理論對東亞經濟發展的解釋，勞動密集型產業依次從日本向亞洲“四小龍”、東盟國家和中國沿海地區轉移。然而，大國經濟與小國經濟存在差異，即小國經濟發展具有均質性，資源稟賦具有單一性，一旦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就得向國外轉移，而我國作為一個區域差異性很大的國家，沿海地區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還可以向內地轉移，使產業的生命周期得以明顯拉長。這種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國內產業轉移而繼續保持，如珠三角、長三角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可以向環渤海、東北、中部和西部地區漸次轉移，使各區域在不同產業層次上發揮動態比較優勢。
(六)深化改革的潛力巨大
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失衡現象和深層次矛盾，從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體制機制問題。深化改革，可以改善資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從而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過去30多年的改革進程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雖然相對于以往時期，由于受“利益格局更加復雜多樣”的牽制，改革的推進將更加艱難，但改革的空間依然很大。目前存在的政府資源配置權過大、占有資源過多、資源價格扭曲、影響市場規則等體制問題都需要深化改革來解決。深化改革能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比如，放寬金融、電信等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可以使民營企業增加投資；資源價格改革可以促使企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企業開發節約資源的新技術和新產品；提高國有企業上繳財政的比例，更多地用于社會保障支出，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由此可見，如果體制改革得以加速推進，就可以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選擇
今后一個時期，我們既要應對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面臨的各種挑戰，又要化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帶來的風險，這也意味著所要完成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艱巨。與已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相比，我國現代化進程起步較晚，工業化過程在時間上被大大壓縮，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這就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更高和更緊迫的要求。
轉變發展方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徑。改革開放來以來，我國在世界多樣化發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這個時期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就就是經濟快速發展，使我國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由人口大國變為經濟大國。走向未來，我們必須堅持以改革開放為動力，把科學發展作為最鮮明的主題，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最突出的主線，使我國由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由經濟大國變為經濟強國。
(一)培育創新驅動機制，提高人力資本水平
隨著我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減弱，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傳統比較優勢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培育和確立以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為此，要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和人才儲備，大幅度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依托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采取產學研結合的模式，在高檔數控裝置、集成電路、新型顯示器件、軟件、整車設計開發流程等領域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優勢品牌的大企業，鼓勵支持企業發展跨國經營，建立全球生產運營體系；在裝備、輕工、紡織、電子信息、生物、新能源等領域打造一批各具特色、創新能力強的產業集群，強化產業鏈的延伸升級和產業集群的分工協作關系；促進產業自主創新和核心競爭力顯著提升，自主品牌市場占有率大幅提高，推進重點產業發展由大到強的轉變。與此同時，把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投資作為戰略重點，把優先發展教育和培訓作為提升人力資本的根本途徑，擴大職業教育，組織實施高端人才引進計劃，促進人才向企業流動，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后，創造和培育由勞動者素質提升帶來的“新人口紅利”，推動我國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
(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我國產業結構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在，在三次產業結構中，工業比重長期居高不下，服務業發展總體滯后。2009年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雖有所下降，但仍高達40.1%，服務業比重則明顯低于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在工業內部結構中，過度依賴加工制造環節，決定市場地位和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環節發展滯后；高技術產業名義比重提高較快，但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基本上集中在價值鏈低端；重化工業產能擴張過快，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不斷加劇。今后一個時期，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推進“再工業化”，在新的技術平臺上發展新興產業部門，我國已經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生產能力面臨新的調整壓力，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端加工組裝、缺乏自主技術和品牌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加快推進新一輪產業轉型升級，在提升傳統產業競爭優勢的同時，在新興產業領域拓展新的發展空間。為此，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由重點調整產業間比例關系轉向重點突破制約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環節，著力提升制造業附加值，加快發展金融保險、商務服務、科技服務、信息服務和創意等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研發、設計、標準、物流、營銷、品牌和供應鏈管理等生產性服務環節，促進制造服務化和服務知識化；適應國際產業競爭格局的新變化，加快培育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構建“核心技術－戰略產品－工程與規模應用”的創新價值鏈，搶占國際經濟科技競爭的制高點。同時，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傳統重化工業，加快傳統產業技術進步、管理創新、產業重組和優化布局，提升傳統產業整體素質，在實現傳統產業的經濟增長效應的同時，增大社會、環境和國際分工效應。
(三)堅持擴大內需戰略，有效擴大國內市場總體規模
國際金融危機后，主要經濟體需求結構調整使外部需求增速放緩，通過國際市場釋放過剩生產能力的空間縮小；國內人口結構變化和儲蓄率下降，投資率也難以保持在過去的高水平，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增強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形成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內在動力。為此，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逐步提高居民消費增長率和居民消費率，增強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擴大中等收入消費群體；較大幅度地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增強居民消費意愿，減少預防性儲蓄；鼓勵以“住行”主導的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培育發展文化、旅游和職業培訓等新興服務消費和網絡消費等新型消費業態，完善市場流通體系，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同時，適應擴大內需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保持投資合理增長，著力調整投資結構，明確政府公共投資范圍，規范國有企業投資行為，積極拓寬民間投融資渠道。
(四)大力推動綠色發展，降低能源資源消耗和排放強度
隨著國際社會要求我國承擔有約束力的減排責任壓力增大，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能源資源和環境硬約束更趨強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資源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把資源環境壓力釋放的過程轉化為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過程，最大程度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變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的高度依賴。為此，要積極推動綠色發展，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核電比重，擴大并網風電和光伏發電規模，因地制宜發展生物質能源，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比重；加快建設以低碳為特征的工業、建筑和交通體系，加強對節能與提高能效、潔凈煤、先進核能、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加強工業節能技術改造，推行強制性能效標識，擴大節能產品認證范圍，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能源審計；對城市現有建筑實行節能改造，新建筑實行節能標準；加快發展軌道交通等低碳交通方式。加強重點地區的生態建設和生態修復，加強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
(五)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促進農民工市民化
我國仍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城鄉差距擴大和發展失衡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在城鄉資源配置失衡、資源過度向城市集中的情況下，如何調整城鄉資源配置格局，引導城市資源向農村合理流動，形成以工帶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格局，改變城鄉不平衡的發展局面。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就業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點，繼續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鼓勵有條件的城鎮吸納農民工就地落戶，改善農民工就業、居住、就醫、子女就學等基本生活條件，逐步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加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完善相關的財稅、投融資等配套政策，鼓勵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集聚發展，促進農民工就近轉移就業。與此同時，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推進農村電網改造，加強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公路、沼氣建設，繼續改造農村危房；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農村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建立公共財政保障的基本制度框架，推動城鎮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進入農村。
(六)堅持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加大對欠發達地區支持力度
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區域發展格局將發生新的調整，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區域差距持續擴大的態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引導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促進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形成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區域發展新格局。要在生產要素向優勢地區集聚的情況下，優化區域間資源和要素配置，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改變區域發展不協調的局面。堅持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把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優先位置，給予特殊政策支持，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特別是加大對義務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的支持力度，增強欠發達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加強對特殊困難地區的幫扶和對口支援，進一步健全長效幫扶機制；明確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事權和財權劃分，圍繞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社會保障、防災減災、公共安全等關鍵領域，加大中央的轉移支付和各級政府的財政投入力度，促進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七)加大收入分配調整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
我國仍處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的矛盾凸顯期和風險高發期，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調整既有利益格局，形成經濟增長、公平分配和社會和諧的良性互動局面。為此，要將調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建立有利于提高勞動報酬的職工工資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著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確定稅前抵扣范圍和調整累進稅率，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調節力度；加快建立國有企業向政府支付紅利和政府紅利收入主要用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制度。
(八)加大改革攻堅力度，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在利益格局更加復雜多樣的情況下，突破深層次體制障礙，加快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緩解改革，形成有利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體制環境。為此，要堅定不移推進改革。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減少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深化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明確各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范圍，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促進財政體制更加公開透明。深化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改革，積極引導民間金融健康發展。加快推進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壟斷行業改革。放寬石油、鐵路、電力、電信、市政公用設施等重要領域的市場準入，明確行政性壟斷企業的經營范圍，保護民間資本合法權益。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機制。推進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促進成科技為經濟社會建設服務，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增強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
成功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我們就能夠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工業化現代化基本實現，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否則，結構性矛盾還會加劇，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將持續強化，經濟可能出現大的起落或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兩種前景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大踏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開創更加光明的發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