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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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北京工業大學教授
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博士
現任北京工業大學建筑城規學院副院長
在建筑理論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的陳喆，在整個采訪過程中十分謙虛、儒雅。面對小記的一連串提問，他侃侃而談，妙語連珠，讓我佩服不已。盡管在建筑設計領域摸爬滾打了近二十年，作為一名知名教授，他依然保留著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他呼吁：在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既要注重硬件建設，更應注重軟件建設！
高層建筑既是我們的必然選擇也是無奈之舉
城市化，從空間形態上來講，就是人口和土地高度集約化的一個過程，在物質形態上，則表現為城市容積率的增加，高層建筑的大量涌現。陳喆直言，望眼世界，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大都市都是高層建筑云集。“如果高層建筑僅僅是滿足人類對城市土地使用空間的需求，其發展也就比較簡單了。而事實上現代的高層建筑還承載著諸多非技術因素，如體現商業資本的雄厚、城市的標志、甚至國家和民族的實力、地位和榮耀等。”
他說，漢高祖劉邦剛打下天下時就對大興土木感到不妥，丞相蕭何對他說：“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這話也適應于當代高層建筑發展現狀。“所以我們看到，早期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高層建筑比賽，也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上演。前些年，中國民眾和媒體也對上海的金茂大廈、環球金融大廈等建筑排為世界第一高而歡欣鼓舞、津津樂道。可見，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高層建筑的發展始終承擔著兩個職責：人類的空間需求和精神寄托。”
陳喆表示， 對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期的中國而言，城市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協調人口與土地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我們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建造高層、超高層建筑成為了我們當代城市建設的必然選擇，也是一個無奈選擇。
他說，發達國家的經驗已證明，高層建筑、特別是超高建筑對人類而言并不是一個最好的選項。首先是安全問題—所有超高層建筑的安全防范系統，全部是建立在對已有災難的認知基礎上而設計的，而許多大災難均具備兩個特性：不確定性和突發性。而人類在這樣的災難面前往往束手無策。
其次是生態問題，城市中大量高層建筑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城市下墊面的輻射體系，形成城市熱島。同時改變了城市自然空氣對流，形成高層風或在冬季因阻擋空氣的對流在城市上空形成由污染顆粒構成的霾，從而對人的健康構成危害。另一方面，高層建筑的能源消耗和運用成本也不低。
陳喆強調，目前我們在修建高層、超高層建筑上的材料、財力等硬件上不存在問題，但在管理經驗、思想、安全防范等軟件建設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應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絕不能讓高層和超高層建筑在未來成為中國城市化之殤！
生態意識比生態建筑更重要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高歌猛進，煤電水油等資源捉襟見肘的窘局頻頻出現。這使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目前高能耗發展難以為繼，必須改變發展方式！
陳喆說，面對這種現狀，建筑界提出了可持續建筑、生態建筑、綠色建筑，當然現在又提出了低碳建筑；盡管它們各有不同，但共同特點就是，以較小的能源和資源代價滿足人類對建筑空間的使用需求。
國外有一些所謂的“深生態主義”學者認為，不論人類提倡什么樣的生態建筑，都不可能完全對自然界無損害。他們認為任何現代建筑都是“寄生蟲”，都會在自然界留下生態足跡。
在陳喆看來，這種觀點有些極端。他說，目前有一種“積極”觀點和傾向在西方發達國家受到歡迎，即建立在高技術水平上的所謂“生態技術”傾向的建筑實踐，如諾曼.福斯特、倫佐.皮亞諾等建筑師的作品。“這里環境效益發展的重點在于激活建筑結構和服務系統、隔熱交換系統，以及高效照明系統等。這些都是高技術方法的組成部分。”
他坦言，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上述高技派、高成本的建筑很難作到，所以它們根據本國國情，利用當地材料、被動式生態技術等，提出“地域生態建筑”。它包含著自然的、生態的和文化關聯性內容。又因其與該地域的傳統建筑有諸多相同之處，因此又被稱為“生態文化”傾向的生態建筑實踐。
陳喆強調，目前，中國既是處于快速發展中的國家，也是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東部特別是北京上海，已初步具備發達國家的城市條件，而西部還是非常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特征。所以對待生態問題不能一窩蜂，要充分考慮地域性的差異和經濟性，創造屬于自己地域環境和文化的生態建筑。
對中國而言，在建筑設計和技術上，實現生態化，并不是特別困難的事。關鍵是全社會要形成一種生態共識。生態社會建設，最重要的是要讓生態(或綠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自覺。“這也就上升到城市化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城市化建設硬件建設易、軟件建設難。建筑的設計、建造需要生態手段，而更為關鍵的是：建筑運營管理中生態意識更為重要，尤其是市民的生態意識！”陳喆如是說。
我國傳統商業街改造的模式
隨著城市建設和改造的快速推進，一座又一座的城市變成了鋼筋水泥叢林，城市正變得越來越沒有特色和個性。陳喆直言，很多城市之所以變得毫無特色和個性而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傳統特色的消失。他說，傳統商業街區是城市的精華，是一個最能體現演化發展歷史和個性的地方。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今天，利益最大化成為了很多活動的最大動力與追求，其中就包括對傳統商業街區的改造。他說，我國傳統商業街區改造中面臨著許多問題和矛盾：如多種利益的糾結：公有、私有、集體的利益相互博弈；多頭管理的無序：城建、規劃、工商、文物等部門的管理或交集或缺失；是大拆大建還是小規模、漸進式的改造，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等，爭論不休。
總體上來說，陳喆認為，目前我國傳統商業街改造已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政府主導下的、以市政工程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改造。以北京琉璃廠、平安大街等為代表，屬于典型的政府主導的市政工程，重點是“風貌整治”。雖然在整治過程中修建了一批仿古建筑，但并沒有研究它的歷史文脈，更沒有考慮原有城市肌理與街巷空間格局，完全按照城市功能確定規劃，雖然設計中加入許多歷史文化元素，仍沒達到預期效果。這種模式已經在近年的歷史街區改造中逐漸被淘汰。
第二、企業強勢介入，以商業地產開發為主要內容的改造。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2003年前后，以上海新天地、成都錦里為代表。這些改造充分結合了當地的歷史文化元素，但由于企業介入開發，過于追求經濟利益，改變了原有街區的使用容積率、尺度、建造方式等，因而原有街區的本質也完全變了。這類改造盡管商業上獲得了成功，建筑設計也盡善盡美，但以商業為目的改造還是有損文物的保護和未能很好關照原住民的利益。
第三、政府為主，原住民、企業共同參與的改造。這種模式在成都寬窄巷子改造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它以動遷居民為前提，由政府主導，公司或企業運作，以院落為單位，整理出42個保護院落原樣恢復，占整個片區的70%。并盡量做到“原真性保護”而不是“風貌保護”，復原院落格局、建筑形態，而且使用傳統材料、傳統工藝。這種改造模式的缺點在于以原住民的大量遷走為代價，市井民居完全淪為旅游景點。
第四、原住居民為主，政府為輔的改造。此種模式以北京南鑼鼓巷為代表，它不再由政府或開發商整體介入，而是居民自主，小產權介入，統一規劃、居民自建。政府只做市政整治，并以便利政策引導招商，使得居住功能逐步向商業利益轉化。這樣的更新速度或許較慢，但是一種更自然的狀態，也適合我國國情和有利于各個城市留住自己的“根”！
總之，無論采取何種改造模式，傳統商業街改造的核心問題，是對承載著城市歷史文化的物質及非物質內容的保有和提升，這與建設生態社會一樣，都是城市化過程中軟實力建設的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