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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再次啟動城市化 決戰中部降低成本 2009年06月04日 來源：央視網 對于中國如何再次啟動城市化，我主要關注兩個問題。第一是如何降低城市化成本，并在這個過程中保持中國工業、制造業的競爭優勢。第二是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要更好地發揮城市化的效應，能承載出更多的服務業的發展，承載更多的就業，要更多地消化從工業析出來的人口，也就是說中國下一階段的城市化道路要采用什么模式？現在已經到了什么階段？我個人的基本判斷是到了“決戰中部”的階段。 拉美和東亞的城市化模式對中國的啟示 不同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路徑，對我們有啟示意義的主要是兩類：拉美和東亞。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非常簡單，對中國來說沒有借鑒意義。它是一個自然過程，它有世界性勞動轉移的背景。我去瑞典和他們的學者討論農村勞動力轉移，他們說非常簡單，由于發現美國新大陸[6.91 -2.26%]，他們的200多萬農民就直接轉移過去了，基本沒有了。不僅僅是瑞典一個國家，發現新大陸后，大量的歐洲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農業勞動力一下子轉移到美洲、澳大利亞這兩個最大的土地板塊去了，白種人一下子就過去了，為什么后來會形成一個英語系國家，這點是非常清晰的。 拉美國家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這些國家在人均達到3000美元進入中等國家收入階段后，都要面臨一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問題。拉美選擇的是快速城市化。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時候，他們就實現了78%的城市化率，這個水平和最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一樣高。他們僅用2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城市化。這個過程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人口漂移”，失地農民大量涌向城市，并直接形成了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加之拉美是民主制度，這群人是有投票權力的，這導致他們的城市擴張的同時大量涌入人口得到必要的城市福利，如占用土地超過半年則土地歸占有者等，政府從選票的角度必須不斷追加給城市居民福利承諾和福利支出，形成了所謂民粹主義的經濟體系。 由于拉美多是資源大國，只要資源能維持一定的價格，甭管是什么類型的政府都要不斷提高福利水平，如智利靠賣銅礦等，形成所謂拉美的“福利趕超”形象。這樣拉美國家的第一產業(農業、采礦業，采掘業)發展很快，由于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有聚集效應，他們的第三產業、服務業是高度發達的，但他們的制造業則長期停滯，非常弱。這是拉美的城市化道路選擇，這種選擇使得拉美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國家后，一直處于停滯，即世界銀行所稱之為的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這種快速城市化模式對制造業的發展有壓抑作用，主要靠資源開發和城市服務業發展。與拉美相似的俄羅斯也是如此。我們2004年到俄羅斯去，他們很多學者擔心俄羅斯已成為一個高度的資源依賴國，其制造業能力在嚴重衰退。大家都說賣資源如吸毒，但也不能簡單地說這條道路就不好。中國如果有這個資源條件，可能也是作如是選擇。 另一道路就是東亞模式，普遍采用的是集約化城市化模式，盡量地壓低城市化的速度，一直盡力地保持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以日本為例，它在人均G D P兩萬美金時，城市化率才達55%，人均四萬美金時，城市化率大概才有65%。整個亞洲的基本約束是人多地少，資源匱乏，人多是優勢，制造業特征是具有全球的擴張性特征，它不同于傳統服務業是自我服務型的，只要有制造業競爭優勢，多少勞動力都能轉移到工業部門，它的市場是全球性的，不是內部的，這一點就決定了亞洲國家都要選擇制造業來轉移勞動力，中國也不例外。當然現在隨著服務業的外部進程加快，服務業的國際化需求成為了另一種轉移勞動力的新路子，這在東亞奇跡發展過程中還沒有出現。東亞奇跡的經濟結構特征基本上是制造業強，服務業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的福利水平低。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2.62 -0.38%]危機后，東亞各國才建立起現代的福利社會保障體系，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家庭養老制，政府對福利支出都不多，比如香港1997年后才搞“強積金”，而其當時的城市化率基本上是100%了。 很多學者研究亞洲崛起，認為低成本的競爭優勢都是東亞經濟起飛的法寶，而低城市化率才能保持著較低的稅收、較低的社保成本、較低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水平等，從而保持東亞的比較優勢。所以它的模式很有特點，一產保持一定的比例，二產超強，三產比較弱，靠的是制造業來轉移勞動力的模式。日本是典范，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也基本上是這種模式。日本在二戰前就是發達國家了，而四小龍都是小的國家和地區，比如像臺灣地區，他們的工業就是一個吸塵器，不到幾年就把農村勞動力問題解決了。制造業是一個以全球供給為特征的產業，他不但滿足本國需要，更是滿足全球的需求，因此其規模能力能超越一國的邊界快速轉移剩余勞動力，邁向現代化，東亞四小虎就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 D P超過了1.5萬美金以上，進入發達國家。但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2008年人均G D P達到3000美金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但能否僅僅只通過制造業把所有的剩余勞動力都轉移完是一個難度大而且可能無法實現的道路。中國的戰略選擇一定是：一方面依然要靠“世界工廠”來轉移勞動力，因此保持比較優勢依然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城市化中的服務業發展自我吸收勞動或利用好人力資源優勢，進行服務業外包來擴大勞動力轉移的渠道，否則很難讓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全面現代化。正是基于此，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大城市化的推進規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有其自身的規律，從全世界來講，雖然大國小國有一些差距，但一般城市化水平在30%時，就從起步進入了高速成長期。中國在1997年啟動城市化時基本上就達到31%。 中國城市化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明確的特征，第一階段是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當時城市主要是發展工業為主導，土地要素都是計劃劃撥的；第二階段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土地要素從無價變有價，城市土地要素可以買賣，但限于單位之間，居民也可以全款買房，當時主要也是針對華僑等外籍人士參與的；第三階段是1997～1998年，居民可以全面介入到住房的購買，可以借貸，而且取消了福利分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買賣由市場所決定，這才開啟了中國真正的城市化道路。 1997年后，中國的城市化進入了加速期，直至2008年城市化率達到45%的水平。國際經驗是：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間是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時期。加速期又分兩個階段，一是在30%-50%期間，這一階段叫做“遍地開花”式的城市化。有點解決溫飽那感覺，是以進入臨近城市為基準，從原來居住點轉移到臨近城市來進行城市化，是就近轉移農業人口。比如原來住在湖南的一個鄉里，現在進城打工后移居到臨近的一個縣。而在達到50%以上的水平后，城市化則是國家應該進行選擇的城市化了。全世界有各種各樣的情況，但是普遍走向的是大型城市化模式。歐洲是分散的城市化，但東亞則是走大城市為中心的模式；拉丁美洲也是走大城市道路。中國現在達到了人均G D P3000美元，已進入到了所謂的一個城市化的加速期和自我選擇的時間窗，必須要選擇城市化模式了。 在中國，要素是被政府強力干預的，因此如何選擇對中國來說就非常重要。中國的選擇就沿著兩條線來進行。第一，如何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能夠保持中國長期的進出口競爭力，在正常貿易條件下，要使中國這么一個大國能夠在更長的時間內維持貿易順差。估計最少還應有15年以上的貿易順差，中國農村勞動力通過這條道路繼續轉移。中國現僅有15年的貿易順差，而像美國有90年貿易順差、英國、德國、日本等都有50年以上的順差，德國和日本現在依然有著很大的貿易順差，只要不是要素扭曲下的貿易順差，對中國而言越長期越好。走大城市道路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現在看是必須選擇的一條道路了，論證很多，麥肯錫、世界銀行等很多機構都測算了大城市化的推進規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直接推動了公共支出成本的大幅上升 城市化首先改變了政府的基本收支結構。在工業化時期，政府的支出都是以經濟項目為基準的，所以在生產性領域的投入都很高。而稅收也是圍繞著支持生產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比較少，所以收取的稅也比較低。隨著市場化改革，中國在90年代是制造業的黃金期，這不僅是從表象看，還可以看政府的兩個指標，政府的財政支出40%以上是用于生產基建，后來逐步下降，但仍然維持了較高的水平。稅收，也就是財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僅有10%，所以那個時候，各個地方都“三減兩免”，只要能搞生產就行，很多開發區土地開發都是倒掛的，鼓勵產業發展。隨著工業水平的提高，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自然會引導人們走向城市，享受真正現代化生活。1997年啟動住房消費信貸，1998年取消福利住房，1999年居民進入了購房通道，中國的城市化正式開啟，而后開始加速發展，這個我們都能感受得到。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從2000年到2007年，政府的生產性支出從2000年前的90年代的40%降到了2006年的25%，政府主要的投資方向不再是搞生產了，而重點是行政管理、公共支出、社會保障、教育、衛生等。原來政府的頭頭都是招商引資的老總，當時一些政府官員為此飲酒過世的，媒體也都有報道。而城市化后的政府與企業已經不是一個目標了，他們要管理城市，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開始強調民生，這是城市化帶來的結果。同時，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從過去的占G D P的12%上升到2007年的22%，提高了10個百分點。這么多的公共支出都需要企業納稅，所以出現了2007年稅務總局被迫回應國際質疑，回應中國的稅負是否是世界上最重的國家之一。中國宏觀統計口徑上稅負是那么多，實際上加上微觀層面上的收費等，水平可能要高不少。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化對政府支出的壓力，這是城市化的公共服務性決定的。一個農民變成市民，最大的差別是社會保障上的。農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而一旦進入城市，他交了一份稅，就要享受養老保障，要享受基礎設施，要享受公共福利，所以城市的運營成本是非常高的。 再從城市的公共支出看，其中有很大一塊是社保。本來按照亞洲傳統，社保的水平是比較低的，但中國的社保水平是與一大批官員利益高度相關的。中國近幾年區域性的社保水平的提高也是匪夷所思的。像深圳、青島這些發達地區，以他們處級、局級干部退休可拿到的收入看，這是極高的一筆支出。據我了解，像深圳一個副局級的干部退休后能拿到七八千元。許多區域都在此提高福利標準的競爭，這也是所謂的一個“內部人”可以控制的特殊機制。社保支出的水平在全國區域中攀比的現象非常厲害，與行政管理費在區域性攀比的邏輯一樣。在經濟景氣的時候，這些成本或者支出顯得并不重要。大量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他們在年輕時在此地交的社保，可以維持或供奉這么高的城市社保。農民工現在離開城市，只能帶走個人交的那部分社保，而企業交的社保是不能帶走而留在當地的。越發達地區，農民工的人數越多，可用的社保金也越高。而一旦經濟出現問題，當大量農民工撤離時，很多地方發現社保基金虧空，才發現當地的社保水平定得太高了，現在很多城市已經遇到過這個問題了。這就是城市化過程中的高福利，它直接帶來的一個后果是什么？就是給企業強加了種種社會保障的壓力，包括強制保險、最低工資和越來越高的稅賦。 最低工資標準在歐洲也經常發生爭論，重要的不是制定標準的高低問題，而是降低了企業在危機時的調整彈性。包括中國的新勞工法，不說標準的高低問題，如果沒有調整彈性，企業就要倒閉了，甚至可能就把一個行業殺掉了。中國現在好在還有東、中、西，還有區域性成本消化和調整空間，如果把企業全部僵化在各種條框里，都是按照最好年景、最好的預期給設定，那碰到壞年景怎么辦？所以，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在競爭提高社保水平、提高民生水平，心是好的，但也有為自己謀利的考量。同時，很多新的法規和制度抑制了企業的調整空間和成本彈性，會帶來很多問題。社保水平提高帶來了企業的負擔，五險一金的社保成本現在大概占農民工工資的35%以上，高的達到45%，這無疑提高了企業的用工成本。 必須兼顧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這是社保問題，還有城市運營中的行政管理費支出大幅上升。2006年與改革開放那一年比，名義上已經增長了143倍。為什么會不斷提高稅收，這幾年財政收入增長那么快，就是這幾大成本上升所致。而且，這個成本還獨立于任何的制造業、服務業。政府的目標與企業的目標不一致了，政府可能把這些成本轉嫁到企業身上。同時，政府為了顧及城市化中的運營費用，各種成本的提高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財政收支結構調整。一個是稅收，二是第二財政，就是土地的收入。土地的收入和房地產的快速擴張對政府來說是政績，也是收入的重要來源。但也導致兩個問題，一個是土地要素價格上升很快，工業用地價格上升也很快，雖然從一個層面上說節約了用地，但也使之前沒能轉型的企業壓力很大。另外，由于房地產市場沒有必要的經濟適用房的對沖機制，房價上升很快，使得所有要來這個城市工作者的收入預期要提高，要不然根本住不下來，這就引起了勞工價格的上漲。這樣的城市化后果就給制造業帶來了一系列的壓力。社科院財貿所的裴長洪所長寫過專門的文章，中國出口下降快除了因金融危機而導致需求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新世紀以來在下降。國際勞動力成本調查也證實中國勞工成本高于印度和墨西哥，但中國有很強的成本調整余地。從我們最近調研來看，一個企業從沿海轉到內地，成本能下降30%-40%。 所以現在中國的制造業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轉移，都在往中西部轉，部分也在往越南等國轉。發達地區接下來怎么辦？它們現在面臨的問題與港臺當年面臨的問題一樣，港臺當年把大量的制造業轉向大陸沿海地區。這次危機使發達地區的經濟在往下走，稅費來源現在成了問題，發達地區必須要發展服務業來支撐。城市化帶來的聚集效應的好處是服務業的發展。如何承包國際的分包服務業，發展能為工業服務的服務業，能為居民提供服務的服務業，這三者的發展是未來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很重要的一環。北京可能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其文化、政治中心的地位，以及娛樂、IT、創新教育等產業的發展。但像上海，原來是服務江蘇、浙江，現在江浙都在衰退，那上海就要想辦法成為全國的服務中心，廣州也好，深圳也好，也是如此。如何重振發達地區的下一步發展，都要探討新路子了，這些在工業化架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城市，如何定位，如何獨立發展出來服務業，是這些地區面臨的問題。現在看，中國的下輪城市化對制造業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沿海地區的制造業大量內遷，壓力都集中在了中部，這就面臨著“決戰中部”的戰略抉擇。 當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多層次的政府管理體制 對制造業的轉移起決定作用的是運輸成本半徑，它不可能轉移得太遠。從全球制造業的產業轉移看，基本上是沿著海岸線轉移，因為海路運輸的成本最低，中國先是沿著海岸線，到現在是沿著長江走，所以現在中部承載著從東部轉移的產業。西部問題不大(除了成都、重慶外)，因為都是沙漠，工業用地有得是，在此發展重化工業沒有問題，西部其實是水的問題，缺水。西部各省的自然資源豐富，大不了學拉美，以賣資源為主，重點發展一產和三產。 這里又遇到到一個問題，就是中部地區又是中國的糧倉。耕地的保護壓力大。這就使得中部地區城市化模式的至關重要。無論如何，它們必須是集約型的，而且要承載靈活成本調整的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同時要滿足人們城市化的基本需求，它們的城市化成本也不能拉高了，否則東部地區的制造業都要轉到孟加拉、越南了。像武漢以后集約的水準是向2500萬人口的集約的方向發展的，成都和重慶可能也是如此。東部地區的城市化率已經很高了，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過程。所以中國未來的城市化討論集中在東部地區是如何發展未來的服務業，能夠更好地集約，能夠吸納新的勞動力。而下一階段城市化的核心都集中在中部，如何與東部地區的城市化配合和銜接，到底怎么做，很費思量，我也沒有想出個眉目來。高度集約的城市化帶來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土地成本上升很快。 在土地短缺的基本約束下，如果僅憑自然之力，或者按照純市場的邏輯，再加上政府的短期行為，只能把房價越炒越高。原來是生產型政府，努力拉項目，后來變成土地運營型政府。這次危機已經看到這種土地運營型政府的弊病，只要土地價格一降，很多政府已經開始入不敷出了，這種殺雞取卵的行為已難以為繼了。很多發達地區已經發現，只要企業、制造業轉移走，很多社保的錢都支付不起了。只要地價下滑，政府的第二財政沒有了，上哪獲取收入。 社保的支出、行政管理費用的飆升和住房價格的上升，城市化成本主要由這三塊構成。要降低城市化成本，政府必須要在三件事情上作出重大努力。 一是合理規劃，調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合理發展；如果協調不當，這三種成本的上升都可能擠占制造業的利潤空間。如果城市化對工業發展的帶動性弱，工業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就下降，工業萎縮，勞動力轉移就更是個問題。中國現在人均G D P3000美金，大規模城市化過程若把工業擠占過度，則會損害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這方面不是沒有先例。最明顯的就是天津，90年代提出“新天津戰略”，當時號召天津的工業把所有的積累拿出來做立交橋，結果城市弄得很好，但天津的工業停滯了十年。 中國這么一個勞動力資源優勢的國家，一定要保持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城市化對工業有一定壓迫，也是好事，能夠讓它們升級，促進創新，來推動服務業發展，使結構匹配，這是良性的。否則的話，現在由于過度的希望重整內需，用貸款來維持高房價，高要素價格，短期內看有帶動效應，但長期看，會引起兩個問題，第一是擠占工業利潤，第二，由于成本很高，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就會很慢，在這個時段，任何工業和服務業的競爭優勢都與你的勞動力優勢有關，若城市化推進速度過快，要素價格抬得過快，會造成兩者的彈性很差。若工業不行了，服務業也不行了，那就是增長的困境了。 二是政府要降低它的行政成本，要建立一個高效的、低成本的城市運營機制，以及建立比較合理的福利水平。現在走的路子是要振內需，那就要保持資產價格。保持資產價格，壓力就很大，如果政府在這里面不做一定改革，全國都搞“三五八一”，工資不斷長，社保不斷長，自我主導的快速城市化，過度福利化，那就很麻煩，現在好在中國資源遼闊，區域性的成本彈性調整還存在。 現在政府也希望調整，比如對于主動離開公職的，中央政府補給4000塊錢，雖然近似個玩笑，但已可以看出來，行政管理成本的支出與他們退休后享有的福利，這些東西在真正擠占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現在看上去形勢還可以，但是不可長期持續的。 當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多層次的政府管理體制，導致土地、基礎設施和福利制度的不規模運營。要調整，除了國家要在戰略層面進行土地規劃外，地方政府也要配套改革，現在要從五級的管理體制變為三級，形成中央、省、市三級，這樣不但對城市化有力，對地方、農村的財政改革也有戰略意義。 三是要推進中央政府主導下的全國社保體系的建設。城市化是中國接下來經濟長期增長的鑰匙，如何做好，難度很大，里面的關鍵是政府轉型，政府現在要轉變為非常標準的公共服務型政府。不轉也不行了，是城市化這個過程逼迫你要轉。只要推進城市化，政府就不能把收入中的大部分投向生產領域了，就不能各自為政地搞，就得提高公共服務的水平，就得提供社保，而且不能像以前分散地搞經濟，而一定要以全國為基準進行規劃和建設整體社保體系。城市的社保是以全國為規模的，各個地區分別搞必然導致區域沖突，現在很多中西部地方政府在說：“我們那么多農民工用青春在你們沿海地區打工，回來反而要享受本地的社會保障。”這樣下去，區域沖突會非常大。全國性地架構社保是城市化過程中必須的選擇。 中央政府要介入經濟適用房的開發中去 這里我想重點談談如何降低住房成本。在我看來，政府主導下的經濟適用房政策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中國最早學的是新加坡住房模式。1985年俞正聲在煙臺當市長時，最先學的。公積金制度，現在一聽這個詞，就知道是新加坡模式，公積金制度是從新加坡學出來的，它以“居者有其屋”的理念來推廣。這個說來話長，新加坡當年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李光耀為了讓大家能夠熱愛新加坡，就搞了個非常低價的城市住房供給結構，國家親自出動，強硬建立住房公積金，從而形成了一個很獨特的城市化模式。這個模式降低了城市化成本，使得大量年輕的移民能夠住得起房子，而且由于住房成本較低，它整個資產價格上不來，預期勞動力回報就比較低，就不用花那么多錢買房子。所以新加坡始終是亞洲高端制造業的中心，現在還是。日本采用了類似的模式，專門給年輕人建非常低成本的房子，降低城市人口的居住成本。 但亞洲有一個很奇異的地區就是香港。香港是政府專門以拍賣土地和房地產商聯手來炒地、炒房的，但拍賣土地形成的土地基金用于全港“免稅”，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城市化模式，“廉租房”與香港政府的保障性政策相關，但它的廉租房始終不是很成功，幾十年蓋了幾百棟，現在倒得差不多了。但香港這套政府和地產商聯手的模式，有一個很大的用途：它是土地基金。土地基金就相當于香港的財政收入，它使得香港是個無稅務區。但后果是什么？香港堅決沒有制造業。你愿意學香港，沒問題，你資產價值高，只吸引國際一流人才，那就要搞金融，搞服務業，高房價，高資產價格對制造業有很強“擠出效應”，香港無制造業了。 1998年中國取消福利住房通知書上說，中國60%的住房將采用由政府供給的經濟適用房政策，想學新加坡，但很快就轉入了香港模式。地方政府和地產商聯合建立了第二財政，但并沒有真正地降低了當地的稅收，政府很快變成了土地運營型政府。結果就形成了一個混合的結構，既有公積金制度，也建些經濟適用房，但這塊實際上很少，各地方政府基本采用香港模式，所有住房供給交給市場經濟。本質上來說，中國絕對沒有條件學習香港模式。這個模式使得整個資產價格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在2007年我們看到了房市月供收入比高達80%，根本維持不下去，投資衡量的租價比低于了貸款利率，大家都呼吁住房要改革。 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不可能只選擇一種模式，肯定是一種混合型模式。原來是國家要求社會保障住房要達到60%，現在看上去做不到，我個人判斷能達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錯了。一些大城市，像北京現在提出要達到45%。大城市已經開始明白這點了，像廣州、深圳等城市也一樣，因為這樣下去沒有年輕人留在這了，所以都在考慮在保障性住房上下功夫。學習香港模式，短期看是對政府的收入有好處，長遠看是對一個城市的競爭力、對人才的聚集都是有害無益的。北京這幾年的人才競爭優勢與經濟適用房是有很大關系的。包括回龍觀、天通苑，這兩大塊經濟適用房非常成功，以約2500元一平米的價格提供了100萬套住房，使得大量的年輕人，大量的IT精英能定居下來，其實是穩住了北京這個地方的特殊的創新優勢。 經濟適用房模式在中國是失敗的，失敗在于所有地方政府都選擇香港模式才能解決財政問題。從戰略角度看，經濟適用房模式必須是中央政府去選擇，如果放任各個地方去做，這個事肯定做不成，地方政府自然選擇的是香港炒房炒地的模式，其實是飲鴆止渴。 城市化中的土地和住房是中央政府最沒有介入過的，這與中國的土地所有制結構有關。地方政府該征地征地，該干嗎干嗎，只要保了耕地紅線，與中央政府都沒有關系，稅收也沒有關系，中央政府從城市化，從農地征用沒有任何好處，也沒有干預的權力。中央政府雖然從國土整治、從基建投資上兼顧了城市化，也想引導，但很難。這次的經濟危機，中央可以靠它的國債資金介入到區域的城市化中，這是一個很有益的借機調整的方式，但中央政府也沒有很強地介入進去，對這輪的城市化很難有作為，既沒有完成整個國土的城市化布局規劃，也沒有完成土地的物業稅改革。 中央發國債時，直接從地方政府手里購買，以推進經濟適用房的開發。中央現在也這么做了，位置是擺在第一位了，數量也不小，說明中央也已經看到了這一點。物業稅的改革必須要加快進行了，否則這屆政府干了就不會管下屆政府的問題了，要變房地產產業從短期為可持續關鍵在物業稅。 中國的房價接下來會不會走向一個更大的泡沫，也是值得觀察的。房地產本來就應該調整了，但這次為了抵御金融危機，出于對經濟下滑的憂慮，我國再一次開始降低利率，在低利率的環境下，流動性非常高，中國可能是率先復蘇的，大量國際資金可能又跑進來，這可能會推動整個資產價格再次高速復興，有可能釀成比2007年更大的一次泡沫。如果這樣的話，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會壓力重重，在貌似燦爛的表象下，挑戰可能來得一次比一次大。(湖南在線 作者 張平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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