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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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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不少人把城市化與鄉村振興對立起來，擔憂進一步推進城市化會妨礙鄉村振興。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舉行的《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8）發布會暨中國鄉村全面振興高層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等專家指出，將鄉村振興與城鎮化對立起來是一種誤解。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的關系是什么？有人擔心，現在是不是只提鄉村振興，不提城市化了？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蔡昉說，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類奇跡，1978年-2016年，我國平均每年GDP的增長率達到9.6%。大家還應該看到一個事實，中國的城鎮化也創造了一個奇跡。人類歷史上，無論橫向還是縱向比，都沒有一個時期在這么長時間內保持這么快的城鎮化率。以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的提高速度來看，過去近40年間，中國城鎮化率的增速達到3.08%，中國對世界城市人口增長貢獻為25.6%，超過1/4。
蔡昉指出，討論中國城鎮化的特色，應該注意到城鎮化率生產性非常強這一特點。原因就在于中國的城鎮化是以勞動力進城為主要構成因素。雖然這帶來了農村人口結構的不平衡，但這種類型的高速城鎮化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生產力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城鎮化的核心是提高生產效率，勞動力從生產效率低的農業轉向生產效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從農村轉向城市，整個轉向的過程是為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核心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調查顯示，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一共提高了接近17倍，其中44%的貢獻來自于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產業，接近于來自于勞動力流動的城鎮化，這是我國城鎮化的特點。”蔡昉說。
用數據說話。現在，城市生產力高于農村，第二產業生產率高于第一產業，根據統計年鑒，2016年，全國勞動生產率（勞均GDP）為9.6萬元，以此為基準，工業是平均水平的2.73倍，大大高于9.6萬元；第三產業低了很多，是1.19倍；建筑業低于平均水平，只有平均水平的68.3%，但比農業高；農業只有平均水平的30.9%。蔡昉認為，可見只有勞動力的流動、城市化過程沿著勞動生產率攀升，才是正確的、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高的過程。
蔡昉等專家提出了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現在我們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是58.5%，距離世界銀行劃分的中等偏上國家城鎮化率的65%甚至更高，還有二十多個百分點的差距。我們城鎮化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但是城鎮化率提高的速度在下降，現在是我們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本來需要更加依賴生產力的提高，恰恰這時候生產力提高的動力不足。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就是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
如何應對？專家們認為，新型城鎮化要借助戶籍制度的改革，避免農民工因戶籍問題重新返鄉，從第二產業回到農村的第一產業，導致生產率下降。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講的，要讓精英人才到農村的舞臺上大施拳腳，讓農民企業家在農村壯大發展，通過激發出各類人才和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潛力和活力，向農村生產要素進行合理、優化的配置。進城是提高生產率，返鄉也不會過大地降低勞動生產率，當然最終結果是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鎮化同步，在高度城市化的前提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所以，專家們得出結論，研究鄉村振興戰略不應該把它和推進城鎮化對立起來，而是兩者結合。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為解決城市化中出現的矛盾和悖論現象提供了出路。
《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8）中的數據也佐證了這一觀點。從1978年到2017年，依靠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國城鎮化人口達6.14億人，平均每年新增城鎮人口1644萬人，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04個百分點。這種持續的大規模快速城鎮化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但是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城鎮對鄉村的帶動作用未能得到全面發揮，鄉村困境日益顯現：一是現代農業發展乏力，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化滯后；二是農村環境問題突出，老齡化、空心化日益嚴重；三是農業勞動人口人力資本水平較低，農民增收難度大。
針對這些問題，報告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破解鄉村困境的根本途徑。具體對策方面，課題組建議，必須始終抓住國家糧食安全不放松；建立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聯動機制；構建可持續的農民增收長效機制；明確鄉村全面振興的標志和實現路徑；采取分區分類的差別化推進策略等。
